作者：黄璐

本文转载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导读：“运动无国界，运动员却有祖国。”这句话在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为代表的国际体育赛事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或者说，正因其高度激化的民族性因素和民族主义倾向，这些赛事才变得如此具有吸引力。由于这类体育赛事蕴含“为国争光”的荣誉追求，外籍或归化运动员往往更容易引发社会争议。随着我国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壮大，亟待合理分析运动员的归化现象并探寻民族情绪与荣誉追求的平衡之道。

    本文以欧洲足球五大联赛普遍存在的“体育服务外包”为切入点，分析运动员跨国流动中引发的“荣誉外包”现象。作者指出，必须区分以商业利益为中心的职业体育和以高度竞争性的而非娱乐性为特征的精英体育。在职业体育中，联赛“雇佣兵”模式以及全球发生的状况已经获得了普遍共识。但是，精英体育赛事更多的是选拔代表国家最高竞技水平的本国公民参赛，以奥运会和世界杯为代表的精英体育赛事本身承载的民族与文化涵义与职业赛事截然不同。在国际精英体育赛事中，代表一个国家的动机应该建立在对文化团结、爱和自豪的祖国真实感觉之上。以功利意识直接雇佣外援以便获得“为国争光”效应的模式，不仅容易引发社会争议，更会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态造成冲击。

在体育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运动员跨国流动成为无法避免的趋势。“唯荣誉论”和“唯奖牌论”并不是看待归化运动员的理性方式。关键是如何融入国家边界意识并平衡民族情绪、化解社会争议。以谷爱凌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归化运动员为中国在国际体育赛事的表现增添了一抹亮色，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即使有着多元化背景，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充分尊重、认同和宣扬。本文原刊于《成都体育学院学报》，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思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运动员跨国流动的国家边界问题:

在荣誉外包与民族情绪之间

文｜黄璐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 18岁的归化运动员谷爱凌身着金龙战袍，为中国斩获冬奥会首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图源：互联网

 1   运动员跨国流动是体育服务外包的特殊形式

1.1 体育生产与服务的外包发展

“外包”（Outsourcing）英文概念直译为“外部采购”或“外部寻找资源”，指的是利用与整合外部优质资源，进而达到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和经营战略。或者说企业将一些非核心的、辅助性的功能或业务外包给企业外部的专业服务机构，进而提高企业整体的效率和竞争力，而自身专注于那些核心的功能或业务。

外包可以简化分为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体育生产与服务一直是国际外包的主要范畴，也是全球化与外包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分为12个部门，160多个分部门，其中“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为一个大部门类。体育服务外包业务与战略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诸如体育场馆的外包经营与管理、体育公共产品的服务外包、职业体育联赛的人力资源外包等。更宽泛一些来理解，体育经纪人提供的中介服务和职业联赛外籍球员的招募，都可以视为一种服务外包的特殊形式。

职业体育俱乐部将长期招募体育人才的业务范畴外包给代理公司或经纪人，职业体育联盟及赛事品牌将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核心要素环节外包给外籍球员或归化球员。服务外包的最终经营管理目标是为了最大化提升职业体育俱乐部或职业体育联盟的市场竞争力。

1.2 体育服务外包的“空心化”发展趋势

传统上外包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企业的非核心业务范畴，因为外包该企业的核心业务意味着企业将失去市场竞争力。然而，最近一些企业的核心业务也正在外包出去，例如耐克、戴尔等全球性企业，外包出去企业的核心业务，甚至于高端活动，包括最新的专业知识或生产技能。这种趋势至少表明，在企业积累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职业体育市场的核心业务也可以实现外包。换言之，体育生产与服务的外包发展进入高级阶段，即凭借资本主义和体育跨国公司的原始资本积累效应，实现了高度“空心化”的企业或品牌外包发展。

值得提出的是，任何球队的管理目标要么是成本最小化，提高服务质量以及获取资源，要么在大多情况下，重新组合这些目标，以实现资源整合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事实上，耐克企业的核心业务并不是体育用品制造技术和生产技能，而是在全球化文化经济大背景大趋势下，企业建立高度抽象化的品牌符号象征和纵深传播的品牌营销能力，这才是耐克真正意义上的、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素。

结合耐克公司的发展案例，对体育服务外包的“空心化”发展阶段就很好理解。体育服务外包的典范是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赛、世界足球五大联赛等全球品牌赛事，从整个业务流程的外包来看，可以分为销售服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财务管理外包、智力资源外包、资产管理外包、行政管理外包等，其中作为供给体育赛事的核心要素环节———人力资源外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人力资源指的是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等，由于除精英运动员之外的人力资源群体处于相对饱和的供给状态，或者说处于整个联赛商业体系的附属地位，这就致使精英运动员群体成为体育服务外包核心业务中的核心。很显然，对于职业体育联盟来说，精英运动员群体是可以替代的生产要素环节，而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竞争力是职业体育联盟的运行机制、品牌形象和商业模式。

1.3 运动员跨国流动是体育服务外包的特殊形式

以世界足球五大联赛为例，某一个国家不可能垄断运动员的供给环节，或者说在联赛整体竞技水平和商业发展质量层面上，不可能培养与供给整个联赛系统所需要的精英运动员，尤其对于某国单一的球星生产机制而言。这就需要大量招募高水平的外籍球员，充实联赛品牌的人力资源竞争基础。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解释视角，“世界体系”理论指的是建立一系列体制机制，将核心层至外围层的所有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较发达的足球核心地区（例如欧洲），将会从不太发达的半边缘地区（例如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欠发达的外围地区（例如亚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进行人才的挖掘，顶级的足球人才就会从半边缘地区、外围地区跨国流动到中心地区。

一些学者对运动员跨国流动的世界体系抱以批评的态度，并把世界足球描述成具有很强等级性的政治经济活动。这种政治经济活动受到殖民过程的影响，并由经济不平等的关系所维系。世界足球一般被描述为“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即指西欧职业足球联赛市场，西欧从半外围（南美）和外围（非洲）挖掘了大量的足球人才，并把这些人才作为原材料，然后把这些原材料加以转化和运用，以供在西欧中心市场的消费使用。

当下世界足球市场形成的“世界体系”这一“中心—外围”的霸权主义格局，以博斯曼法案为标志的欧洲职业足球自由转会制度，扮演了“桥梁”与润滑剂的体制机制角色。也就是说，从欧洲商业体育实践出发，辅以“人权”“自由”“私有性”等价值普适性的名义，一步步推到国际体育秩序和国际法的层面，旨在为“世界体系”霸权提供合法性。

运动员跨国流动这种人力资源外包的特殊形式，为了避免民族国家的壁垒钳制，以及追求成本控制与利益最大化，更多的是在“自然人流动”的操作性层面上予以实现。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对“自然人流动”的概念界定，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另一成员的领土内提供服务。这无关于运动员跨国流动的双边机构或国家利益，只关乎个人权利、自由意志和行为选择问题。处于“世界体系”中心层的国家，利用符合某种利益要求的预设体制机制，以压倒性的谈判话语权招募廉价的体育人才资源。非洲球员跨国流动到欧洲职业足球市场就是典型例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非洲球员涌入欧洲足球顶级联赛。受到历史与殖民关系的影响，由俱乐部和球员代理建立的关系网络发挥了转会或移民通道的作用，非洲有天赋的年轻球员凭借这些球探关系网络被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非洲球员得以进入符合自身竞技能力级别的俱乐部踢球，并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跳板，逐步向更高级别的俱乐部流动，乃至成长为世界足球五大联赛中豪门俱乐部的明星球员。例如，西甲联赛的高度资本化已经形成了固有的球探关系网络，在各大洲广泛分布的球员代理招募人员，尤其是在南美洲和非洲地区。

世界足球五大联赛外籍球员的全球招募只是体育人力资源外包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外包模式值得关注，即在职业体育俱乐部有限控制范围内打造全产业链外包模式，这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外包形式。职业体育俱乐部人力资源外包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投入，以便宜的价格招募到优秀的球员，许多职业体育俱乐部从海外招募更便宜的人才，并通过建立相关体制机制的保证，实现外包劳动力成本的最小化。相比于直接引进“成品”球员这一相对昂贵的外包模式来说，职业俱乐部在海外廉价劳动力地区建立训练学院的人力资源外包模式成为符合降低成本要求的战略选择。

 2   运动员跨国流动中的荣誉外包问题

作为体育服务外包特殊形式的运动员跨国流动全球趋势，不仅仅意味着刺激当地体育赛事经济的发展，而是在人的主体性层面上具有更多的文化表征涵义。体育移民（Sports Migrants）的类型一般分为开拓者（Pioneers）、定居者（Settlers）、雇佣兵（Mercenaries）、海归（Returnees）和国际游牧者（NomadicCosmopolitan）等五大类，为便于问题讨论，在此简化为定居者和雇佣兵两种类型。职业体育一般以追求赛事观赏性和商业发展为目标，人力资源外包形式主要是以招募短期的联赛“雇佣兵”为主，诚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以民定居为目的，并转换法定国籍的运动员。对于以商业利益为中心的职业体育而言，联赛“雇佣兵”模式以及全球发生的状况已经获得了普遍共识。但是，对于精英体育这一概念形态而言，其概念本身承载的民族与文化涵义所产生的结果则截然不同。精英体育指的是高度竞争性的而非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并非所有以竞争为目的导向的运动员都是精英运动员，对竞技水平的要求近乎苛刻，仅有少量的体育从业者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精英运动员都是职业运动员，许多业余运动员为了从赞助商或广告中获得经济收入，因此全身心的投入到体育行业中，并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

从民族性的角度来区分精英体育和职业体育两个概念形态。类似夏季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精英体育赛事，蕴涵了更丰富与多元化的国家认同元素，乃至引发民族国家紧张关系的文化表征内容。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赛、世界足球五大联赛等职业体育赛事，则蕴涵了丰富的文化经济和商业创新思维，二者有差异亦存有共性。精英体育赛事更多的是选拔代表国家最高竞技水平的本国公民参赛，这里面存在运动员的法定国籍和体育国籍的区别，运动员既然代表了国家，就存在“我是谁”“我属于哪里”这一身份归属感的追问。

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动员惟有融入民族性进程和社会文化叙事中才能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才能享受到普遍的社会尊重，乃至实现自我人生价值。1984年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许海峰被誉为民族英雄，此后的中国女排姑娘、李宁、邓亚萍等精英运动员均被烙上了民族英雄的象征符号。

运动员跨国流动面临两难困境，对输入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而言，运动员跨国流动为促进联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对国家既定的文化政治生态产生冲击。文化政治生态这一概念比较宏观，在此引用案例来进一步解释说明。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边界的消解，跨国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高速扩张阶段，英格兰职业足球市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招募了大量的外籍球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损害了英格兰本土球员的利益，尤其是限制了本土年轻球员的发展机会，进而对英格兰国家队整体竞技水平造成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移民文化对英格兰正统文化形成侵蚀力量。英国社会和媒体对于英超联赛日趋国际化隐含的文化认同危机甚感担忧，一些新闻报道经常提到“外国军团”“外国入侵”等敏感词汇，来提醒大量招募外籍球员对英格兰国家认同形成的严峻挑战。

事实上，正如英格兰媒体的判断，外籍球员或归化球员很难放弃原初的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融合到入籍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中。齐达内与法国足球的符号互动就是典型案例，足球象征了法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共和”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社会精神，齐达内轻声细语、性格内向、略带笨拙的媒介形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齐达内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决赛比赛中“用头撞人”的出格表现引起非议，其对民族认同的观点同样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论，“许多我这一代的阿尔及利亚人移民来到欧洲，但从未放弃自己的文化。”

这充分说明，归化球员对建立在某种文化和宗教差异之上的民族认同，已经抑制了法兰西民族文化同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对法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融合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归化入籍的本质是社会同化过程，社会同化是超越个人种族身份，适应与接受入籍国家文化的过程，与入籍国的群体或社会成员之间具有更大的同质性，并表现出同质化的社会观念和行为取向。而事实上，更多的归化球员只是为了获得入籍身份，分享入籍国的福利待遇和经济成果，而将入籍身份所应当承担的社会与文化责任抛之脑后。年轻球员在实现归化的过程中，会有意识掩盖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入籍目的，以便顺利获得入籍国身份，过上梦寐以求的好生活。如果归化球员没有表现出社会同化这一价值取向，那么就不能说明归化球员是在民族与文化意义上代表入籍国参赛，就是一种拥有法定国籍或体育国籍身份的“雇佣兵”模式。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出于金钱利益而转换法定国籍，这严重干扰了国际体育的正常秩序。为此，各单项国际体育组织纷纷出台相关的球员跨国流动限制政策，诸如国际足联出台的“6+5规则”、欧洲足联出台的“本土球员规则”，对国际比赛或俱乐部注册球员中的外籍球员人数进行了限制，实质是配额制导向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翻版。

综上案例影射出的是运动员跨国流动中的荣誉外包问题。人力资源外包过程中涉及到国家荣誉实现的部分，尤其体现在归化球员或拥有体育国籍的运动员，代表入籍国参赛并为入籍国赢得更多的荣誉。也就是精英体育独有的“为国争光”功能，被外包给非本土运动员，由此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

 3   运动员跨国流动中的荣誉外包与民族情绪问题

3.1 荣誉外包使民族情绪问题突显

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和不断分化的世界，一个自然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的精力和资源禀赋条件有限，外包则成为了重新配置这些资源与精力的方式。生产制造可以外包，文化产品可以外包，人力资源可以外包，“为国争光”也可以外包，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国家的精神信仰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外包？如同从选择婴儿性别，到试管婴儿和基因干预，甚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克隆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愈发大胆，也愈发丧失边界意识。回顾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胡娜、何智丽、李矛、黄穗、李佳薇、冯天薇等前中国优秀运动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一次次撩拨着国人的情绪与神经。当置于体育全球化的趋势与背景中，中国显然不是特例，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例如，韩国队主力前锋朴周永为逃服兵役，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点燃，引发了韩国媒体和民众的强烈不满。这一上升到民族自决和意识形态高度的民族情绪事件，后经韩国国奥队主教练洪明甫的力挺，以及朴周永的诚挚道歉而平息。换言之，全球范围内的运动员归化将是大势所趋，但却不可避免的受到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挑战。朴周永事件说明，运动员跨国流动中涉及到荣誉外包的部分，以及民族情绪问题的存在与介入，是引发社会争议与公共舆论事件的主要来源。

令人困惑的是，属于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运动员跨国流动行为，在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历史阶段中引发的情绪反应却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以社会观念（横向）和历史进程（纵向）两个维度来考察，如何理解运动员跨国流动中的荣誉外包行为，取决于社会价值观的开放程度和历史价值观的发展进程。

3.2 荣誉外包引发民族情绪问题的原因

现用科学、艺术等职业流动现象来理解荣誉外包与民族情绪的关系问题。中国各个社会领域的精英人才移民出境问题，其引发的社会争议并未比运动员这一职业群体表现得更强烈。以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为代表，二人在接受中国本土教育并奠定知识基础之后，移民出境赴美国发展，随后取得美国国籍，为美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公民回报国家的这种贡献，既有科学带来的成果转化效应，一些美国企业成为了直接的利益享有者，也有全球科学竞争带来的荣誉影响，提升了美国科学的国际地位和美国公民的国家认同感。运动员跨国流动这种人力资源外包的特殊形式，同样符合科学领域移民与人力资源外包所产生双重社会效应的基本特征。归化球员代表自己拥有的体育国籍的国家参赛，体育赛事产生的经济效应，也来自归化球员的一份贡献。与此同时，归化球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体育赛事产生的国际影响，为参赛国在国际声誉、形象、荣誉、国家认同等文化政治领域赢得了优势，归化球员也将成为这一荣誉体系和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两种情形及产生的社会效应十分相似，为何李政道、杨振宁受到了普遍的尊敬，而胡娜、何智丽却扣上了历史的帽子。

新加坡籍学者Jason Phan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国家的追求方面，并区分了“国家追求”的两种类型，一是指追求社会系统的卓越，二是指追求公民的优秀。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卓越的社会系统，国家就会借助这一系统培养出源源不断的优秀公民，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系统为自己的公民提供基础设施、技术和资金，以便支持他们在某些专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如果盲目追求公民的优秀，类似于迅速改籍的西班牙国家队前锋科斯塔式“成品”球员引进模式，社会系统的卓越就没有发挥应有的支持效应，这种直接从海外购买人力资源，带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以便获得“为国争光”效应的国家行为，会对现代国家存在的根基———国家认同感形成威胁。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等人接受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培养，研究生导师不乏物理学界大鳄，美国的科学与教育体系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将成为本土公民认同移民群体做出“为国争光”成就的观念基础。

3.3 荣誉外包与民族情绪间的价值平衡

从运动员跨国流动的角度而言，欧洲国家为缓和日趋功利化的足球运动员移民状况，维护欧洲民族认同的纯粹性，欧洲足联实施了配额制导向下的“本土球员规则”。欧洲国家借鉴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灵感，用配额制化解运动员跨国流动对欧洲文化认同产生的消极影响，并且“本土球员规则”的政策初衷是要提升欧洲国家体育系统的影响力，进而维护欧洲之所以卓越与强大的文化密码———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置于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土壤中，非民族根系的移民运动员入籍并代表国家参赛，是绝不允许的民族行为。试想，都是黄皮肤的中国男足，归化黑人球员代表国家参赛，这将是一件多么别扭难堪的民族事件。如同一个家庭的存在与运转，可以将房屋清洁、杂物活计、日常事务外包给专业人员，却不会让生小孩的义务由外人来做。中国可以允许聘请外籍教练，辅助提高中国本土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进而证明中国社会系统和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合法性和优越性，维护国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由此，雇佣外援的方法是道德与社会病态观念的反映，运动员们把体育当作一种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对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态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代表国家参赛的象征意义，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雇佣兵式的运动员入籍动机玷污了神圣的公民身份，致使公民对祖国丧失认同感。以民族情绪为观赛氛围的精英体育赛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政治土壤，国家比赛失去了精神寄托，变得索然乏味、无人问津，导致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大打折扣。同时打破了民族主义价值观主导的全球秩序平衡，让民族国家信仰无处安身，将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社会文化危机。这一道德病态观念可以通过培养正确的国际体育竞赛价值观予以避免，诸如展示公平竞争的传统美德，展示团队和国家代表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代表一个国家的动机应该建立在对文化团结、爱和自豪的祖国真实感觉之上。

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职业体育发展形态，只是一种体育赛事人力资源外包或者说能力外包的形式，避免了一个国家的荣誉外包问题，进而绕开了由荣誉外包可能引发的民族情绪乃至社会争议。而事实上，世界足球五大联赛、日本J联赛、中超联赛等职业体育赛事，外籍球员的引入与表现并未引发民族情绪反应，反而因为外籍明星球员的到来，而使职业体育联赛焕发勃勃生机。以国家荣誉为目标的精英体育发展形态，更多的是将国家荣誉这一精神信仰的创造与生产作为价值旨归，就如同生小孩这件事要自己亲自来做，国家代表这一神圣的民族主义产物，必须由纯正民族血统的本土球员承担。安德森关于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论断切中肯綮，现代国家的起源与成长几乎都在民族统一的神圣名义下沦为虔诚的民族国家集团。

 4   运动员跨国流动中的国家边界意识问题

4.1 国家边界意识的融入

处于21世纪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显然不会以地理范畴和民族自决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区隔特征，来确定后现代国家的认知边界。21世纪国家文化政治领域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是国家边界意识，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精英群体和全体公民对祖国之所以成为心灵居所的情感表达、价值认同、理想与期待。运动员跨国流动中荣誉外包行为所产生的社会争议问题，很巧妙地成为了确认国家边界的指示器和风向标，并在一系列社会争议事件中不断确认、生成与调整国家的边界，使公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线上。

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不尽相同，有些国家缺少人力而需要引进劳工人员，有些国家缺少智力而需要引进科技人才，有些国家缺少财力而需要引进投资群体，有些国家缺少国际荣誉而需要引进运动员。在全球化资源高效配置时期，每个国家都将根据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人才输入补给系统。而在运动员跨国流动这个议题中，国家边界意识的融入与再现问题，日趋突显其重要的文化政治调节功能。运动员跨国流动中荣誉外包行为，哪些获得国人的理解，哪些遭到国人的唾弃，甚至同样的行为引发不同的舆论效果。

例如，由中国精英运动员移民组建的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队，在国际乒坛迅速崛起，引发了国际国内的广泛争议。这种短期内实现技术移民的国家行为，很明显是一种带有功利目的的“雇佣兵”行为，但问题是植根于新加坡的历史传统和国家边界意识中，这种“雇佣兵”行为是否能够获得公民的理解。新加坡是一个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多元化的移民国家，种族和谐一直是国家治理政策追求的目标。新加坡仅400万人口，与移民造就美国超级帝国一样，源源不断地输入外来人才是保持新加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新加坡夺得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团银牌的主力球员王越古、冯天薇与李佳薇均是中国移民，并代表新加坡参加了伦敦奥运会乒乓球比赛。该事件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主要观点认为运动员跨国流动中荣誉外包行为不能丧失国家认同的底线。这些批评观点并未考虑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文化政治环境，在移民问题引发舆论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社会价值冲突的缓解作用。该事件并未逾越一个国家的成长历史和道德底线，新加坡从英属、日据、迈向自治、新马合并时期，到立国至今一路走来，华人是新加坡种族文化的源流，是见证与推进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加坡从国家发展的高度适时引导新时期的民族认同建构，具有高屋建瓴的国家发展战略价值。

这里面也要看到新加坡籍学者Jason Phan指出的“华丽的国家统计数据”问题，诸如移入许多富有的外国人来提高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这些人随后适应了移入国的文化，却不能代表国家为消除贫困所做出的努力。因为从国家统计数据上变得好看了点，但却并没有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这一讨论案例影射出现实中的一些扭曲现象，例如中国民营企业家为求企业海外上市，将国籍改为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经济数据的变化并未改变民企老板为中国创造财富的事实，对于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而言，这确实是一堆“华丽的国家统计数据”。然而，对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队来说，荣誉外包引发的摘金夺银效应，显然不仅仅体现在统计数据上。以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谭瑞午移民克罗地亚为例，谭瑞午的到来不仅直接提升了克罗地亚乒乓球队的整体实力，也让更多的本地人关注与支持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为乒乓球运动的全球普及和发展，以及缓解乒乓球运动在欧洲地区影响力的持续下降趋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很显然，不论是中国移民运动员之于新加坡、克罗地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影响，还是方丹、普拉蒂尼、齐达内、图拉姆、亨利、德塞利、维埃拉等移民或移民后裔球员之于法国足球的贡献，绝不仅仅是增添“华丽的国家统计数据”这类极端案例，而是蕴涵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

4.2 国家边界意识的开放与消解

时至今日，全球技术人才的跨国流动已经获得世界诸国的普遍认同，全球人才的争夺战正在激烈进行中，凭借自身技能移民出境谋求更好发展已经成为自然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运动员跨国流动问题也不例外，流动趋势更是无法阻挡。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32支球队中，仅有巴西、韩国、乌拉圭、尼日利亚、洪都拉斯等少数几支没有移民归化或改籍球员的国家队，其它参赛队或多或少甚至大量存在移民归化、改籍或移民后裔球员。大部分球队巧妙化解了运动员跨国流动中荣誉外包带来的社会争议问题，而在把握与处理引发社会争议的核心要素上，即民族情绪的降温与消解过程中，与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队面临的社会舆论环境极为相似，国家历史传统和社会开放程度这两个因素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其一，欧洲发达国家凭借殖民地的历史、政治与文化遗产，重建了后殖民时期相对稳定的跨国交流关系网络。例如，巴西世界杯足球赛阿尔及利亚队的14名归化球员全部来自法国，坊间戏称为“法国二队”。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国也是阿尔及利亚精英球员移民归化的最佳选择，齐达内具有代表性。这种由殖民地历史遗留与传承下来，并在语言、习俗、文化、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积累的历史遗产，解决了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或者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工作与生活，乃至荣誉外包行为的国家与民族合法性问题。诚然，也需要考虑到超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情感承受范围的极端案例，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阿尔及利亚“国歌门”事件堪称典型。在赤裸裸的“金元足球”面前，球员不会说代表国的语言，甚至不会唱国歌，无论出于个人职业发展、金钱利益诱惑、国家荣誉外包等原因，这都是对现代国家存在的边界意识，具体来说是对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最危险的颠覆。双重国籍这一界定国家边界的移民政策进一步纵容了带有明确功利目的的荣誉外包行为。

其二，美国、英格兰、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文化边界高度开放，这也有利于缓解外来移民对迁入国既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形成的冲击。在巴西世界杯足球赛上为球队建功立业的移民或移民后裔球员，诸如厄齐尔之于德国，琼斯之于美国，奥里基耶之于比利时，科斯塔之于西班牙，这些球员都比较柔性地融合到迁入国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中，赢得了新宿主国家人民的关注和认同。诚然，分析问题不能绝对化，发达国家经济体本身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民族和文化边界的高度开放。最典型的案例是由欧洲内部族群认同问题引发的职业俱乐部“本地化”发展过程，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代表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历史、民族和文化复杂性的本土认同，毕尔巴鄂竞技足球俱乐部则是巴斯克地区的象征，正如俱乐部的历史传统——“只雇佣巴斯克人哲学”所彰显的文化涵义，致力于地方主义价值观、地区性族群认同和区域性民族主义的象征建筑，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场域。

总之，国家边界意识的融入，对运动员跨国流动问题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变化。在以往的观念中，民族主义总是背负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骂名，而现在更为紧迫的是要辩证看待民族主义、民族情绪、国家边界意识的积极作用。伴随近20年来大量移民归化球员迁入欧洲国家，欧洲主要国家的职业足球联赛愈发具有世界性，同时引发了持久并仍将持续下去的种族与文化冲突问题。近10年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推行了一揽子反对足球种族主义和球迷教育活动，此举的商业动机昭然若揭，国际体育组织以期保持国际体育赛事的市场活力。与此同时，反对体育赛事中的民族主义行为，反对超出人类情感表达维度的民族情绪问题，反对应激过度的国家边界意识，必须恰到好处，适可而止。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高度激化的民族性因素和民族主义倾向，才使得诸如夏季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国际品牌赛事变得如此具有吸引力，极富市场活力和增值潜力。或者说民族情绪或国家边界意识的主要功能在于克服日渐被金钱利益吞噬掉的国家精神信仰危机。

 5   结语

在荣誉外包与民族情绪之间，运动员跨国流动的国家边界问题，从哪个视角切入，以哪种价值取向，或者置于何种社会与文化语境，将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观点。对于植根于这一全球大趋势与背景中的民族国家进程而言，努力寻找那些游离于媒体与社会之外的边缘化观点与价值，辩证看待运动员跨国流动现象即显得格外重要。或许运动员跨国流动过程中人力资源外包和荣誉外包行为并没有“好”与“坏”、“对”与“错”之分，而仅仅取决于国家边界意识的能动性所能发挥的作用。或者更具体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机构、一个群体、一个人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全球变革的背景和趋势。或者更宽泛地说，移民时代如何去定义一个国家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