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辈子放射线还活到100岁,原子弹功臣最后的遗愿是……

作者: 肖洁

本文转载自:中国科学报(ID:china_sci)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肖洁

“杨先生说,他要捐献自己的遗体。”

 

2011年5月27日,北京医院,杨承宗的儿女们刚刚最后送别父亲,就有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敲门进来。得知来人是接受遗体捐赠的,眼泪未干的他们一愣。

 

“杨先生希望遗体可供医学和放射化学研究。他说:‘我吃了一辈子放射线,却还能健康活到100岁,肯定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杨家儿女们一对望,这话应该是自家老爷子说的没错了。

 

吃一辈子放射线还活到100岁,原子弹功臣最后的遗愿是……

年轻的杨承宗。

 

吃一辈子放射线还活到100岁,原子弹功臣最后的遗愿是……
晚年的杨承宗。
 
这副100岁的身躯,的确“吃”过很多放射线。在国内独自打理镭学研究所每个放射源,留学巴黎跟随约里奥-居里夫人挑战各种实验,将镭标准源揣进万里行囊漂洋过海,用宽厚的肩和背为学生遮挡射线,坐着伊尔-14运输机扎进强放射烟云收集美军核爆微尘,也仅靠一只眼牢牢“盯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必需的铀原料“出炉”……
 
那些带着强放射性的矿物标本,普通人一听就要躲开,却是他眼里的宝贝。他亲手用铅皮把它们裹好、藏好,最着紧的就收在自己办公室桌子最下面的抽屉里。同行闻名前来索求,他还要不动声色先考察对方是否值得托付。
 
他想捐遗体,儿女们并不意外。

13只箱子与1句话

杨家儿女5个,离家独立之时,无一例外都得到同样的馈赠——购自巴黎,超大又结实的铁皮箱子。
 
这些箱子如今已成父亲留下的“最佳遗产”。
 
今年8月一个酷热的午后,在北京中关村黄庄小区,《中国科学报》记者见到了杨承宗三女儿细心保存的其中两只箱子。
 
两只大箱子摞在一起足有1米高,岁月早已磨去外覆胶布原本的色泽,但紧箍箱体的每一根细木条依旧平整,每一处铁皮、铆钉和羊皮包边仍坚守岗位。
 

吃一辈子放射线还活到100岁,原子弹功臣最后的遗愿是……

杨承宗三女儿保存的箱子。
 
拖着满满13只大箱子,71年前,杨承宗从巴黎搭乘火车到马赛,迎着热辣微咸的海风,踏上归程。
 
除了给老父尝鲜的一瓶白兰地和给妻子挑选的一块布料,他已没有多余的钱给4个孩子买一件像样的礼物。
他把全副精神和家当都拿来置办“原子能行装”:放化实验器材、铀矿标本、化合物、资料,不少名列对华禁运清单。
 
那时是1951年,朝鲜战争第二年。不利的战局,让美国不时向中国抛出“考虑使用原子弹”的恫吓。
 
站在甲板上,杨承宗发现乘客中混杂着前去支援美军的法国士兵,他转头凝望起伏的海浪,思绪上下纷飞。
 
他还记得拿到钱三强从国内辗转托人送来的5000美元“巨款”时的激动。美金的霉味让人不禁猜想其藏在库洞的年头。
 
他在法国、英国、瑞士多国奔走,精打细算,买个不停。当10多个大箱子堆在楼道,看门人咋舌:“杨,你是要把整个巴黎买回去吧?”
 
后来,5000美元中的2000美元被收回改为他用,虽知家中困顿,他还是毫不犹豫把在法国省吃俭用的积蓄全部“挪作”公款。
 
为了找铀矿时用得上,他向实验室免费要了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导师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夫人惊讶于他的贪心,这可是按毫克计价的战略物资啊。他憨憨一笑:“我们国家地方大人多,各省一分,就没多少了。”
 
一想起导师,1947年初见到这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欣喜还仿若昨天。居里实验室现任掌门人和照片上她的母亲——老居里夫人看起来一模一样。导师面容清癯,深邃的目光望向他:“你是郑大章的学生?我们对郑先生,对中国人一向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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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里实验室期间的杨承宗。
 
将放射化学引入中国的郑大章是老居里夫人分外赏识的嫡传弟子,曾坚拒汉奸提供的伪教育部部长职位。杨承宗忘不了1941年8月,他去探望抱病寄身苏州老家破旧祠堂的郑大章,却惊闻37岁的老师刚骤然离世,在焚烧逝者衣物腾起的烟雾里,如遭五雷轰顶的他泪如雨下。
 
一身学识来不及施展的老师寂寂殒命已整整十年,杨承宗不禁轻轻念道:郑先生,我从居里实验室学成回来了。
 
在被称为放射化学殿堂的居里实验室,杨承宗以过人的实验能力出名。他成功研究出分离镧系元素与锕系元素的离子交换方法,那是当时放射化学最前沿的课题之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从矿石中提取铀的普遍方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开出了555350法郎年薪加补贴的续约合同(约合月薪1000多美元),但他接到钱三强的电报,欣然接受了每月1000斤小米的工资。
 
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最优秀级。在为他举办的祝贺酒会上,居里实验室的学者们按照惯例,用平底烧杯盛满香槟。身着长裙的约里奥-居里夫人笑盈盈举杯:“为了中国的放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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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里奥-居里夫人祝贺杨承宗获得博士学位。
 
导师欣赏他的选择,动用人脉帮他买到被禁运的原子能器材。她还说:“杨,实验室的钥匙就不要交还了,居里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离开巴黎之前,约里奥-居里先生特意约见他。这位与妻子同获诺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书写传奇的法国共产党员,说了一句让他心口一震的话:
 
“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约里奥-居里先生又挥舞手臂说:“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三强)呀、你呀、钱的夫人(何泽慧)呀、汪(汪德昭)呀。”

渐渐粗起来的“腿”

杨承宗与钱三强在巴黎见第一面时,还没恢复元气的法国物资匮乏,杨承宗便把来法国路上购买的巴勒斯坦甜橙倾囊相赠。橙子太香太稀罕,欢喜得钱三强用报纸包了拿包袱皮装了,又脱下大衣裹了才敢带回家。
 
北京再相见,杨承宗依旧带来惊喜——一堆沉甸甸的箱子,还有更沉甸甸的一句话。
 
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简称近代物理所)所长的钱三强马上表示将向高层汇报,并叮嘱他要保密,“连妻子也不能说”。
 
杨承宗郑重点头,更知钱三强对自己的期待何止于带回的器材。
 
“核物理和放射化学是我们的两条腿。我们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这话钱三强说过不止一次。1951年,我国已有一些从事核物理研究的科研人员,且有几位国际知名专家,但从事放射化学的却是凤毛麟角。
 
好在杨承宗回来了。
 
杨承宗和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一起,成为近代物理所四个研究大组的主任。
 
为了避免和英国归来的杨澄中名字谐音带来不便,彭桓武提议用“法杨”和“英杨”区分他们。“法杨”是近代物理所唯一研究放射化学的科学家。
 
吃一辈子放射线还活到100岁,原子弹功臣最后的遗愿是……
杨承宗(右)晚年与彭桓武。
 
杨承宗收到两架摇摆式天平和两只白金坩埚,这是钱三强亲自跑遍北京买给他的“见面礼”。可惜他一用便知,三强被骗,白金坩埚掺假了。
 
他早就清楚,没有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居里实验室从事的前沿研究只能中断,国家更需要他从放射化学最最基础的环节做起。
 
简陋的条件,像极了老居里夫人在世时提炼铀矿石的场景。他带着两名大学毕业生,用锤子敲碎了珍藏十多年的刚果沥青铀矿标本,磨细、过筛、溶解、沉淀……
 
从各地名校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开始一拨拨来到近代物理所,年轻人热血萌动、求知若渴。杨承宗自己编了教材开起培训班,用吴侬口音慢声慢语、条理分明地讲解铀系、锕系、母体、子体、衰变、裂变……
 
北大和清华也请他每周授课,刘元方、朱永(贝睿)、王大中等后来的两院院士都从他这里获得放射化学的启蒙。
 
当时的中关村,农田一望无边看不到人,保安人员还需佩枪防狼。在这里,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放化小楼建成。从整体防护方案到放化实验坐的凳子,杨承宗都亲自设计。
 
二女儿家雷曾噘嘴说,“小楼”在爸爸心里,比儿女还亲呢。
 
杨承宗喜欢悄悄走进小楼,站到学生身后,先无声观察,再出言指导。他常调取实验记录本,像改小学生作文一样,把做得不好的、记录不清的、下一步该做的,写得密密麻麻。
 
但学生实验犯错,即使器材冲到了天花板上,他也从不呵斥,他喜欢点到即止。
 
小楼中走出我国原子能科学的不少中坚力量,半个世纪后他们犹记小楼里的春风化雨。王方定院士翻看当年的批注仍会嘴角翘起,仍记得每次被人说太瘦弱而自卑,只要杨先生在场必定出言护犊。
 
截至1955年,仅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的人员就由最初的3人增至42人。
 
新中国放射化学的“腿”,肉眼可见逐渐“粗”了起来。

来自镭的伤害

但是,缺乏放射性物质却要研究放射化学,没有中子资源而要研究中子物理,终是中国科学家们要面对的现实。
 
1952年下半年,同事告知杨承宗,协和医院有一套被日军破坏的提氡装置,如能修复,既能解除放射危害,又能为新中国制备出科研急需的第一个中子源。只是,当时根本找不到防护装备。
 
杨承宗一进地下室就看到,整个玻璃真空系统和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脆化并呈半透明紫黑色,原本白亮的白金催化器发黑,汞因多年敞放而暗浊。污染早已从地下室弥漫到楼上去。
 
修复花费了他和两名助手及玻璃工数月。
 
其中最为危险和困难的一项工作,是将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重新与整个系统连接,必须打开保险柜,在镭溶液高强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进行玻璃熔接。
 
杨承宗清楚,这项工作太危险,如让年轻人做,会对他们20多岁的身体和今后的人生造成难以预知的影响。42岁的他觉得,这件事只能亲自动手,他会尽量速战速决。
 
他叮嘱助手,不可站在他旁边,只能站在他背后帮忙,这样他的肩和背可以尽量帮他们挡去一部分放射线。
 
他屏住呼吸,打开保险柜,用平素做实验的一双巧手迅速完成熔接和密封,修复一举成功。
 
危险解除,中子源很快制好。
 
但杨承宗之后的人生也付出沉重代价。不久,他过于接近强放射源的右眼出现荧光,视力逐渐恶化。
 
老居里夫人就死于放射性暴露带来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在居里实验室,杨承宗看多了面如鲜花的大学生一年后脸色就变蜡黄。
 
对危险早有觉悟的他,什么也没有说。

为原子弹“加铀”

1955年夏,杨承宗应邀到中南海紫光阁。宴会上,苏联专家对他恭敬地说:“您是我们老师在巴黎时的学友,我们称呼您,要加一个‘大’字,您是大专家。”
 
送走苏联专家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摇着芭蕉扇对中国科学家们笑道:“几天前,周总理接见苏联专家时,有个专家对总理说,‘紫光阁下没有原子能’,他笑我无人。今天,我就要在紫光阁下宴请诸位,让他们看看紫光阁下到底有没有原子能。”
 
陈毅激动的语气让杨承宗豁然开朗。聘书接踵而至,他的工作也异常忙碌起来。
 
1961年春,乍暖还寒时候,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亲自点将,请杨承宗担任二机部五所(铀矿选冶研究所)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顶替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组。一周前刚把档案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担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的杨承宗,急忙把工作重心转到五所。
 
节骨眼上他右眼眼疾爆发。国家使命要紧,他不得不推迟手术。虽然后来连做两次手术勉强弥补,但手术并发症使得右眼渐渐变得仅存光感。 
 
杨承宗无暇自怜。他只有一个想法:“大的事情国家拿主意;不大不小的事,三强他们去搞;放射化学这方面,我会尽我的力量。”
 
就像几年前犹太商人向中国政府兜售浓缩铀矿石,他紧急受命用实验证明矿石有假一样,当时钱三强说:“政治上我负责,放射化学你负责。”他笑着回应:“好。”
 
五所此时承担的任务是原子弹铀原料的前处理。
 
时间很紧张。美国仅靠200桶刚果沥青铀矿就搞定一颗原子弹所需核燃料,但在贫铀的中国,铀矿中仅得万分之几的铀,加之铀235在铀中只占千分之7,为一个原子弹备好铀235,就要处理上百万吨矿石。
 
原子弹对铀原料纯度要求又极高,杂质含量不能超过0.00001%,个别元素甚至不能超过0.000001%。要进行分析分离,没有现成设备。
 
可杨承宗接手时的五所,原本人数众多的苏联专家组一走,科研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废矿渣、铀矿石和垃圾到处堆放,是员工们口中的破旧工地。
 
“五所不用照搬苏联的工艺流程,我们可以放手按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这样也好,坏事变好事!”他这样对自己说,也这样对五所职工说。
 
杨承宗一点点扭转五所局面。他亲手改良实验装置,整饬科研秩序;从中科院调来弟子骨干,去名校挑选人才;让全所职工“内卷”起比学专业知识的风气;带领大家45个昼夜就建起中国第一个二氧化铀冶炼厂……
 
靠着一只眼睛的视力,杨承宗每年要审定上百份科研报告,确定攻关方向、发现重要问题。下属都晓得他为人宽厚,对工作却极其严苛。“科研报告送到杨所长那里,总是提心吊胆,怕被要求重写。”
 
杨承宗带着平均不到30岁的队伍,将生产流程大为缩减,纯化程度大幅提高,还针对20多种微量杂质元素,建起一整套金属铀的质检方法。
 
2.5吨纯铀化合物交给国家时,比预期提前3个月。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撼了美国遍布世界的监测探头。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送消息,天安门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夜欢庆。
 
杨承宗却在呼呼大睡。
 
他和五所同事一起,提前被大客车拉到二七剧场,精彩的电影一部接一部,困极的他们回到五所倒头就睡。
 
原来是二机部怕超负荷工作的五所人半夜兴奋过度出事,特意将他们的狂喜“延迟”到白天。
 
狂喜之外,杨承宗独自品味那份还在保密的成就感:约里奥-居里先生让他带的话成真了!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美国再也无法对中国实施核讹诈!他不仅是带话人,也是成事者之一。
 
吃一辈子放射线还活到100岁,原子弹功臣最后的遗愿是……
1996年,杨承宗(左三)与汪家鼎、陈佳洱、何泽慧等考察核试验基地。
 
他继续倡导“堆浸法”提铀,几十年后,他首提的这一方法成为行业主流。
 
他也开始为中国铀工业布局新的核燃料——钍。在他心中,1500人的五所不应满足于国内一流,而应提早转型,争取成为像美国阿贡实验室那样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
 
然而,一场“文革”让他的宏愿成为泡影。右眼眼疾再次恶化,并因随之而来的动荡再也没能治愈。糟糕的是,左眼也并发白内障。
 
杨承宗眼前的世界,慢慢灰暗下来。

为年轻人寻找光明

在1969年冬天凛冽的寒风中,中国科大搬到合肥。由于人事关系在中国科大,更因“文革”混乱的局面,杨承宗不得不离开奋斗9年、让他施展平生所学如鱼得水的五所。他的心中百味杂陈,带着体弱的妻子,跟随中国科大举家南下。
 
已近六旬的他随学生一起到铁矿开矿,白天劳动,晚上睡地铺。学生们没见过杨承宗愁眉苦脸,也没听过他唉声叹气,因批斗会而互相怨怼之时还得到他平和质朴的开解。学生们说,这就是“君子固穷”。
 
君子心中总有火苗不灭。杨承宗在合肥几易其稿写出37页的规划,想将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范畴涵盖到核燃料循环的方方面面。身处逆境还有此雄心,皆源自他对放射化学一生的痴迷热爱。
 
但是,因“文革”期间各种客观条件所限,中国科大的放射化学专业在1973年被迫停止招生。
 
这是杨承宗最不愿意看到的锥心一幕——这是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甚至一只眼睛的学科啊。他此生罕见地激扬文字语出失态。
 
没人知道杨承宗是如何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的。旁人看得到的,是他转而全力为年轻人“加铀”。
 
1974年,他的学生祝振鑫在京与同事翻译了荷兰学者所著的《铀化学》,出版社要求请一位著名专业学者校对一遍。
 
那年暑假,杨承宗从合肥来到北京,挤在二女儿家雷三代同堂的蜗居里,每天拿着放大镜,趴在小书桌上,眯着眼睛,挥汗如雨,逐字校对16万字的书稿。
 
400多页的书稿,他不仅在每页都标出多处修改的地方,还另外写了33页纸,把错误、修改的理由,以及初译者把握不准的一些介词、前置词和习惯用语的正确用法都一一列举出来。
 
当从劳动农场骑车30多公里赶过来的祝振鑫看到书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能带给老师的礼物唯有一书包的老玉米棒子。
 
杨承宗用爽朗的笑声打消学生的尴尬。一身是汗的他,坚持亲自给同样一身是汗的学生扇扇子,啃着玉米还夸赞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玉米啦!”
 
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大副校长。
 
为了保留下来的辐射化学专业长远发展,杨承宗向学校提出从国外购买大钴源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他自己吃过很多放射线,一心想为后辈打造万无一失的保护伞。
 
他对钴源室的安全建设提出很多要求,到了几乎苛刻的地步。他总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保证绝对安全”,最后的验收也是他亲自把关。
 
直到今天,38岁的中国科大钴源辐照装置依然每天迎接前来做实验的师生,成果产出不断。
 
在合肥,几近古稀之年的杨承宗还干了一件开全国之先河的事。
 
1979年,一次会议上,有代表说孩子只差0.2分没考上大学。这让杨承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能否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安徽高校现有师资、设备,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
 
他的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1980年,全国第一所新型模式的大学——以联合办学、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为办学方针的合肥联合大学成立了。杨承宗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叫好竞相仿效。
 
当时他的右眼已看不见,左眼白内障逐年严重,医生要求他耐心等待白内障成熟方可手术,他年年满怀希望来京问诊又失望而归,看材料时眼睛几乎贴到放大镜上。
 
就在眼前一片灰蒙蒙的世界中,他种桃种李种下春风,为大量年轻人打开了人生闪亮的新窗口。
 
吃一辈子放射线还活到100岁,原子弹功臣最后的遗愿是……
杨承宗坚持靠左眼仅存的视力工作。

法杨公何事这样开心

为了继续工作,视力越来越差的杨承宗有的是办法:身体硬朗的他提前用上拐杖防摔,把家里的灯泡都换成100瓦增加采光,在每个房间都准备好几只高倍放大镜随手可用,兜里揣好几副不同度数的眼镜随时切换……
 
而孩子们最佩服父亲的是,他不仅在失去一只眼睛后依旧洒脱,在双眼几乎失明时仍能笑声朗朗。
 
杨承宗的笑声一直极富感染力。住在中关村特楼一层时,孩子们好几次听到敲门声去开门,来人都说没事,只因路过窗口听到法杨公开怀大笑,想知道法杨公何事这样开心呢。
 
其实靠他一人工资度日的大家庭长年捉襟见肘。回国时他没讨要自己的垫款,为了还家中旧债悄悄卖掉心爱的相机和手表。虽然订购全家过冬必备的棉袄需向王淦昌借钱,他还是会带着孩子们苦中作乐。
 
“文革”时,面对批斗者声嘶力竭的吼叫,杨承宗总是沉静如水。事后他笑呵呵地说:“我们苏州有俗谚:软柴可以捆住硬柴,硬柴却捆不住软柴。”一生宽厚谦让的他笃信,靠霸道强硬并不能所向披靡,就像坚韧的老藤一样,温柔之人只要内心平静坚定,所拥有的力量必将更为强大和长久。
 
从合肥彻底退休后,对于能重回中关村老楼他非常满足。一年冬天,回国看他的家雷说房间冷得受不了,他却哈哈一笑,掀起棉袄,得意地展示自己的小发明——用宽布条把里面的棉背心圈圈绑紧在腰身上,他说这样就暖和了。
 
令他开心的是,左眼接受白内障手术后,几十年来灰暗的世界重又明亮美丽。
 
视力恢复后杨承宗曾受邀重回巴黎。当年他在巴黎带的女学生莫妮卡·帕杰斯已是居里实验室主任。拿出约里奥-居里夫人1951年让他带走的那枚钥匙时,他露出了孩子般的天真笑容。
 
他一直抱有浓浓的居里情怀。在他离开法国后没几年,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和母亲一样,也因与放射线暴露有关的血液病去世,但伊莲娜的女儿和女婿又接过了祖父母和父母的衣钵。
 
吃一辈子放射线还活到100岁,原子弹功臣最后的遗愿是……
杨承宗重回居里实验室时笑着展示钥匙。
 
比起两代居里夫人的牺牲,失去一只眼睛的他觉得自己很健康。生命后20年他依旧笑口常开,唯一一次勃然大怒,是一个经他推荐出国进修回来的学生告诉他,妻子现在配不上自己了。
 
杨承宗的妻子赵随元为照顾大家庭放弃了工作任劳任怨,到合肥后瘫痪16年,杨承宗始终不离不弃。他习惯了做实验的手每天娴熟操作针管、酒精灯和试剂试纸,白天为妻子测血糖值,晚上帮妻子翻身。
 
他就这样隐入平凡。岁月无声,大雪无痕。
 
直到1999年,张劲夫发表了著名的《请历史记住他们》一文,点名提到“法杨”的贡献,杨承宗在“两弹一星”中的工作才为世人知晓。而在此之前,因为人事档案关系等种种原因,五所人都有的嘉奖他没有;很多同事和学生都评上了院士,他却无缘。
 
当被来访者问起这些往事,九旬老人饱经岁月的脸上,笑容一如既往地清澈而温暖,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事情做出来就好了,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他生逢乱世,即使到了晚年,仍难忘记在战乱中看到的塞满整个车厢的同胞尸体。他觉得为祖国今天的安定奉献了“不大的本领”和“全部的精力”,已问心无愧。
但年近期颐他还是闲不下来。
SARS肆虐时,92岁的他心急如焚,翻阅资料、画图设计,研究用放射线杀灭病毒的办法;99岁时,他成天琢磨如何用放射性示踪原子的方法测定中药有效成分;在医院的最后时光,他和学生碎碎念叨的还是碳-14。
所以,对于父亲希望这具肉体消亡前再为科学做点实质性贡献,儿女们不意外。
不可负平生所学,永远想国家之所想,这种停不下来的习惯,如同放射线一般,已深入他的骨血。
(本文图片均由杨承宗子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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