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进入大宋官场：官制里藏着多少心思和讲究？

宋代是中国又一个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它扭转了唐末五代百余年来中央政权衰落、社会战乱不休的局面，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又走向一个高峰。对一个王朝来说，“政事之原，莫大于官制”，宋代封建专制集权之所以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其独具特色的官僚体制起了莫大的作用。宋代官制的特色之一，就是将官吏的职务分为三个部分：官、职、差遣，三者又各自分为不同等级，交错组合间构成了宋代复杂的官僚制度的一部分。

放眼历史，官、职、差遣分离制度是如何出现的？宋代为何要实行如此复杂的官僚制度？这一切，要从隋唐说起。

宋代官制繁杂多变，为历代之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实行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官僚制度。《宋史·职官志》概括道：“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所谓的“官”，原指职事官，包含了“阶官”与“散官”，宋代所指的官主要是阶官。具体而言，则分为文、武两阶。其中文阶包括了朝廷省、部、寺、监的原长官，如六部尚书、六部侍郎、寺监卿、丞及台御史等；武阶则包括节度、观察等使及遥郡、横班、诸司使副、大小使臣。阶官只是作为品官，用来定品级与俸禄，以及荫补、赎罪、免役的特权，被称为“寄禄官”，也称“本官”，简称“官”。宋初将许多前朝留用官员封为高官，但不让他们掌管实务，以优厚的待遇加以安抚，减少了留用官员的不满或抗拒情绪，有利于政治形势的稳定。

宋浮雕拄剑武官石刻。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所谓的“职”，乃“职名”之省称，又称“贴职”，有三馆秘阁官、诸殿学士、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性质不一，名称繁多，除少部分贴职或有实务外，其他皆无具体职事，是中高级文官的荣誉衔。宋代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进士出身。通俗来讲，“职”仅表示个人的学识水平, 相当于如今的技术职称。换言之，宋代把文化、科研人员也划入官的序列。宋初统治者以此选拔有才华的文学之士，倡导文治，消除武人飞扬跋扈之风。

宋浮雕捧印文官石刻。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所谓的“差遣”，原指临时委任的职事官名。晚唐五代成为朝廷百官担任的实际职务。差遣本身没有品级，大多有相应的俸禄和礼遇。依据差遣的重要程度，大体规定了具有何种寄禄官，才能担任相应的差遣，因而适应的面比较宽。隋唐时，朝廷因事设官，事毕即撤。入宋以后，此类差遣逐渐得以固定成为职事，自成系统。

官、职、差遣分离制度是把官、职、差遣作为三个体系对官员实行分别授受，以官俸养士大夫，以职选拔皇帝的秘书和顾问，以差遣掌握中央和地方的实际职权。三个系统互相联系又有区别。低级官员没有获得“职”的资格，只有“官”和“差遣”两种官称。中级及以上的文官才有贴职、职名。官员政绩好时，既可以官、职、差遣都提升，也可以只提升其中的两项或一项，反之亦然；既能以较低的官称去担任较高的差遣，反之亦可。由此可见，官、职、差遣分离制度下，任用和升降官员都颇为灵活。

关于宋代官制的来源，《宋史·职官志》称：“宋承唐制，抑又甚焉。”《文献通考·职官考一》云：“宋代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宋代官、职、差遣制度的形成，是隋唐以来“使职”制度发展的产物，并非宋初统治者自创，差遣即是使职的延续。

使职制度始于隋唐。最早见于史籍者当属隋代的柳述。他曾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参掌机务。到了唐代，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也是以尚书任宰相，稍后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属于宰相差遣。除尚书外，翰林学士也逐渐崛起，以使职差遣跻身唐代政坛，获得“内相”之名。

影视中的柳述（刘洪林饰）。来源/电视剧《隋唐演义》截图

唐初，皇帝在禁中设立翰林院，起初并未将其纳入正式的官僚体系。入选者均为经学之士，也有卜、医、棋、术等各种专门技艺人员，随时准备接受皇帝召见。这些翰林中包含了一批“内参谋猷”的文士，如唐太宗时以虞世南为弘文馆学士“会与禁中”，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谋划决断；唐高宗时召刘袆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改为翰林学士，在宫中修建独自的署地，长期居住，专供皇帝咨询政要。

翰林学士既没有品级，也没有官署属员，只是一个使职差遣，具体人数也不固定。安史之乱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已是国家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角色。到唐宪宗时，在翰林学士中设一人为承旨学士，参与决断军国大事。这时的翰林学士已经站在前台，成为名副其实的“内相”，以使职差遣跻身政坛。

唐三彩文官俑。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除了翰林学士，唐代的宦官也以使职差遣为名，在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宦官使职包括地方监军，中央的左中尉、右中尉、枢密使。其中枢密使最为重要，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刻。

枢密使在设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官署，其主要职责是侍奉皇帝，照顾寝食，传言接物。枢密使作为皇帝近侍，久而久之代皇帝宣传诏令，渐渐揽权干政。唐宪宗时期，刘光琦为枢密使，他只把与自己意愿相合的奏疏传达皇帝，后来甚至发展到在宰相议政时出廷面争，形成了宰相与枢密使共同参议国家政事的局面。五代后唐时期的枢密使安重晦，就“处机密之任，事无大小，皆以参决，其势倾动天下”，号称“枢相”。用宋人洪迈的话讲，枢密使权力的扩大，形成了“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三省矣”的局面。

使职制度在地方上也有体现。唐代地方事务繁杂，每当有事务需要特别办理，朝中就派大臣前往，总揽一切相关事宜，事后马上回来复命交差。但随着国家事务日渐浩繁，有些差遣使臣在地方上久驻不归，固定下来，统管一事或一地。渐渐地，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局面，进而导致地方上方镇势力的壮大，加强了地方离心力。

唐代方镇又称“道”，安史之乱后成为实际上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关。唐前期，朝廷定期或不定期派出巡抚使节，去监察各地风土人情、百官功绩。到玄宗开元年间，这种差遣职位被固定下来，设置采访使，节度使成为军事长官。安史之乱后，成为实际上统领一方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大权的行政长官，从而形成使职重于地方官职的局面。

使职差遣制度是唐代职官体系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它对宋代职官制度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官职体系之借鉴。使职差遣制度选拔任用了一批有专业才能的能臣名相，提高了办事效率，有利于快速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积极主动地应对社会矛盾，是巩固江山社稷不可或缺的手段。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风气挫伤了一大批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形成了一大批闲官、散官，造成了冗员，增加了朝廷负担；差遣被固定下来后，往往一人总揽大权，直接为皇帝负责，造成了贪污腐败盛行的恶果。这些痼疾在宋代同样被延续下来。

在唐代使职差遣制度下，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官的实际职权虽逐渐被差遣取代，但在制度上仍有法定的职权和地位。所设立的使职，其职能范围可大可小，官员资历可高可低，且主要分布在农牧业和工商业。由此可见，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是随着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逐渐形成。

与唐代不同，宋代官、职、差遣分离制度，是以宋太祖赵匡胤为首的宋初统治者为了达到收揽人望、稳定政局、削弱藩镇势力、加强君主专制等目的，在任官制度上采取的一种改革措施。差遣的范围相比唐代也大为拓展，包括中央的三司使、宣徽使等，地方上的转运使、经略使等，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

北宋初年，统一战争尚在进行之中，后周的遗老、功臣故旧以及地方藩镇势力仍掌握实权。推行官、职、差遣分离措施，一来可以夺去遗老、故旧们的实际职权，二来可以把财、政、军大权不受官品、资历限制地授予皇帝所信赖的人，使皇帝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地调动指挥包括武将在内的一切官员，从任官制度上巩固中央集权，杜绝地方割据势力。对失去实际职权的后周遗老、功臣故旧、地方藩镇而言，他们虽然没有了干预朝政的能力，但可以享受高官厚禄，还可以在闲散机构养尊处优，因此很难铤而走险发起叛乱。这项不杀不贬、授官笼络政策，使朝野内外“上下相安，始终一意”，从而稳定了政局，巩固了政权。

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更加受到宋代统治者的青睐，并发展为一朝之制。透过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仕途经历，我们可能会对官、职、差遣分离制度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苏轼像。作者/（清）叶衍兰，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省试，并通过了之后的殿试，高中进士。为了能快速升迁，避免蹉跎在基层部门，苏轼拒绝了朝廷初次授予的河南福昌县主簿之职，选择继续参加制科考试。所谓制科，又称“大科”，录取人数远比进士要少，录取后授官待遇更加优厚，升迁较快。不出意外，苏轼又成功通过了制科考试，随后被授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的职位，全衔为：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其中，“将仕郎”是从九品下的文散官。“大理寺评事”是苏轼的本官阶，即寄禄官阶，无职事，为正九品，属京官阶次，决定苏轼的品位、俸禄。之所以加一个“守”，是因为北宋前期规定，文散官低于本官，则本官带“守”字。“签书凤翔府判官厅公事”为苏轼的实际差遣，简称“签判”。签判被称为“郡僚之长”，地位在本州府其他属官之上，可以代理正副长官的职事，还参与本州府各类狱讼案件的审理、户籍税务管理、所属官吏的监察等，在地方上堪称位高权重。苏轼此时的官、职仅在九品左右，十分低下，但实际职务却是一方大员，在凤翔当地可以呼风唤雨。

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还朝，担任登闻鼓院事，成为登闻鼓院的主管官之一。登闻鼓院是负责接受文武百官及士民章奏表疏的机构，凡有关朝廷政务、军事机密、公私利害等事，或请求恩赏、申述冤枉、贡献奇异术等方面的建议，如不能依常规上达皇帝，可以先到登闻鼓院呈递事状。按宋制，低级文官及受处罚的官员是不能被授予“职”的，而此时苏轼的职为“直史馆”。北宋前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合称三馆秘阁，总名“崇文院”，是培养宰相、执政等高级官僚之所。三馆馆职，又以史馆最重，直史馆在其中的地位仅次于史馆修撰。由此可见，苏轼已经迈入中高级文官行列，甚至被视作宰执预备役来培养。

好景不长。宋神宗时期，神宗锐意变法，重用王安石等“新党”，苏轼却属于“旧党”，因此遭到王安石一派的排挤和打压，仕途大受影响。但所幸苏轼此时还有神宗的信任，熙宁四年（1071），苏轼带职出任杭州通判，全衔为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军州事。太常博士为朝官。通判是宋太祖有惩于五代君弱臣强、藩镇擅权之弊而设置，其目的是分知州之权。当时规定，较大的州府设二名，一般州设一名，不及万户的小州不设。杭州是大州，通判有两人。其职掌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知州共同署理地方事务，二是监督知州，监察官吏。因此，通判官秩虽仅七品，却被视为“州郡最要之任”，是一方之长。此后数年间，苏轼辗转多地为官，作为地方长官，他清楚看到新法的种种弊端。为减轻人民的痛苦，苏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作为，疏浚河道、组织捕蝗、赈济饥民，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作为地方长官，苏轼实实在在地为百姓造福。来源/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由于不同意新法的一些做法，苏轼以诗纾愤，不幸被人陷害，导致“乌台诗案”的发生，从地方之长沦为阶下囚。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其中，检校水部员外郎只是一种加官，没有实际作用。检校官制度产生于北周，在唐前期盛行，起初指有职事而未正授之官，相当于试用、代理。但从唐后期至北宋，检校官逐渐演变成一种假借官资的荣誉虚衔。在宋代对受贬官员的处罚中，“安置”的严厉程度适中，被安置的官员一般不除名，保留官员身份，并多授散官。黄州团练副使就是从八品散官，但被贬官员只给部分俸禄，也不能掌管实际事务。因此，苏轼这个名义上的黄州团练副使是没有实权的，只能领部分薪水，生活十分艰难。从一度风光无限的宰执预备役，到底层散官，在黄州的日子无疑是苏轼仕宦生涯的低谷。

由此看出，在官、职、差遣分离制度下，寄禄官的存在使宋代官员待遇优厚，还享有诸多特权，高官厚禄加深了官员对朝廷的向心力。职作为选拔文学之士步入高级官僚阶层的措施，有利于提高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还能降低武人的政治作用和地位。差遣的量材授职和不受资格的限制，使官员的才能得到很大程度的发挥，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官、职、差遣的分离也有利于发挥“以小治制大”的效果，增强了朝廷对官员的控制。

另一方面，官、职、差遣分离制度也对宋代官僚体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最为致命的，便是使宋代的官僚队伍不断扩大，官员不断增多。在宋初推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后，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机构因不能适应新制度的需要，渐变为闲散之所。宋代统治者却将其保留而不废除，作为遗老旧臣养尊处优之处，新的实权差遣机构又在不断增设，从而使北宋的官僚机构出现了庞杂臃肿、叠床架屋的问题。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官员总数已有约10000余人。到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翻了一番，增加到20000余人。此后仍不断递增，导致北宋冗官问题日趋严重。朝廷为了保障这支庞大官僚队伍的开支，必然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进而激化社会矛盾，使国家陷入动荡，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痛苦。

朝堂之上，欧阳修（张本煜饰）坚决主张裁撤冗员。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回顾历史，北宋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上承隋唐的使职差遣制度而建立，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任官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官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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