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点评中美AI差距

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沙利文在学校里一共开设了两门课：一门是“国家安全决策”，另一门是“人工智能政策与地缘政治”。
近日，受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邀请，沙利文详细点评了中美AI竞赛，原文较长，以下只介绍沙利文发言的部分。

1、中美AI的差距
在2021年，虽然实验室里已经开始使用Transformer架构和大模型，但这些东西还没有真正进入国家安全的“雷达范围”。
我2021年1月上任时，根本没有想到ChatGPT会出现——它直到2022年11月才问世。
ChatGPT的出现让美国在前沿人工智能领域一下子取得了相当明显的优势，此后几年，中国做了大量工作来缩小这一差距。
我个人的判断是：今天美国仍然保持着实质性的领先，具体领先多少取决于采用什么指标，综合来看大概在六个月，过去两三年里这一差距比较稳定。
为什么差距只有六个月，而不是更大？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快速跟随”战略，其中包括以极低成本对先进美国模型进行蒸馏。
所以，如果美国的速度放慢一点，中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会跟着放慢。
这场竞争中，美国的根本优势是计算能力，即更多和更先进的芯片，这直接得益于拜登政府时期实施的芯片管制政策。
如果单纯看先进芯片的生产数量，中国目前生产的先进芯片大约只有英伟达产量的4%。
但如果考虑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取得的计算能力，比如把英伟达芯片运进中国，或者通过设在其他地方的数据中心远程使用先进芯片，那么中国实际能够获得的能力可能相当于美国供应量的40%左右。
这就涉及出口管制的执行问题。
尽管算法效率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计算能力仍是根基，只要美国能够保持这一领域的显著优势，我认为就能够继续保持前沿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
注意，此处的“领先地位”仅仅指前沿人工智能开发。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还涉及一个复杂问题，那就是如何进入整个经济与军事情报体系，以及最终通过谁的技术向全世界扩散。
在这些方面，情况更加复杂。
经济领域，我认为美国正在比中国更快地推动人工智能扩散；但在实体方面，中国拥有优势。
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两国都在全力跟进实验室里的技术能力，希望把这些能力应用于军事和情报目的。
至于全球到底采用谁的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我认为中国的“开放权重”（open-weight）策略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不过现在北京面临一个选择：是否能够无限期地生产开放权重模型？
一方面，开放权重模型更容易被去除安全护栏，被恶意行为者用于实施危害。
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个商业问题，把巨额资本投入得到的成果免费提供给别人，商业上是否合理？

微软发布会上展示将DeepSeek V4 Flash模型本地化运行。
2、为什么美国民众对人工智能缺乏信任？
首先，人工智能的创造者们自己就说过，这项技术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夺走50%的工作岗位，人们当然不会喜欢这种前景。
第二，技术创造者还告诉人们，它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灭绝，人们当然也不会喜欢。
第三，我们不断看到一些令人恐惧的报道，比如年轻人因为与聊天机器人互动而自杀——美国的家长已经在社交媒体问题上经历了非常负面的体验，他们会认为人工智能更加危险。
第四，在美国民众看来，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只落入一个非常小的群体手中。
所以，综合这些角度分析，公众反应完全合乎逻辑。
中国实际上也面对相同的问题，他们同样担心部署人工智能会导致大量失业，以及人工智能滥用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我认为，政府对美国公众的回答不能只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也不能像山姆·奥特曼（OpenAI创始人）所说的那样：“别担心，好处会超过坏处。”
我们真正应该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有一个计划确保这项技术安全可控，确保它带来的收益能够广泛分享，这是可以做到的。
良好的治理不会导致创新减缓，反而可以为创新铺平道路，因为这样美国民众就会说：“放手去做吧。”
3、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必须承认并认识到，这项技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把一批顶尖专家召集到这里，让他们判断当前架构——大型语言模型、Transformer——究竟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你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有人会说，我们已经快碰到它的能力上限了；也有人会说，上限还远得很。
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许多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告诉我：美国或者中国，有可能把人工智能推进到一个“临界点”，也就是通过自我改进使能力发生快速跃迁，这种优势可以被转化为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力量，并由此锁定大量收益。
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你有两个选择：第一，可以认为这些都是胡说；或者第二，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
人工智能分为多个赛道，如可持续地进入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再比如把人工智能转化为军事能力，从而增强威慑。
但我们不能忽视第一场竞争，也就是定义人工智能能力上限的那场竞争。
顺便说一句，对于那些认为美国在追求AGI（通用人工智能），而中国没有这么做的人，我强烈建议你们去听听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注：此处可能是指梁文锋的内部讲话）。
中国同样希望达到AGI的终点，只不过他们也高度关注其他几场竞争，努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领域里的实际优势。
4、资本应该如何配置？
为什么如此巨额的资本正在被投入前沿人工智能开发？
因为市场正在下注，Anthropic、OpenAI、Google等公司不断获得巨额融资，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这会让政策制定者担心一件事情：如果这个赌注最终是错误的呢？如果人工智能当前这套架构的能力上限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呢？如果真正能够带来技术突破的是另一种架构呢？
在量子技术、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或者你能想到的其他领域里，我们现在并没有投入太多资本。
然而政策制定者不能坐在白宫或者商务部里说：“各位，请把资本转到其他领域，至少拿出10%去投资。”
现实不是这么简单。
我目前仍缺乏一个清晰的答案，也不了解中国究竟如何进行“分散下注”，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要面对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未来，那么资源配置机制可能更加均衡。
5、AI投资是“追逐彩虹尽头的黄金”吗？
我不认为美国现在的投资只是为了追逐“彩虹尽头的黄金”（指追逐一个虚幻、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原因有两个。
第一，回头去检查人工智能专家们在2023年告诉我们的事情——他们当时曾预测三年后人工智能会达到什么水平，坦率地说，（预测之准）令人印象深刻。
今天市场看到的是实时技术表现，不是单纯在押注某个遥远的未来。
第二，人工智能目前就已经能够产生价值，即使还没有达到AGI那个终点，它也是一种能力非常强、用途非常广泛的技术，能够商业化并产生收入。
所以这不是说今天投资，然后有一天才会获得收入，而是我们已经开始有收入，在通往那个终点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看到商业回报。
6、其他国家如何面对中美人工智能竞争？
我在自己的课程《人工智能政策与地缘政治》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主题是“主权人工智能”。
我向学生们提出一个核心问题：你们中的很多人来自美国和中国之外的国家，那么你们自己国家的AI战略是什么呢？怎样确保自己拥有主权能力，能够从人工智能中获得价值，而不是沦为“人质”？
我们讨论了很多可以利用的战略杠杆，比如荷兰，它生产制造芯片所需的机器。
核心意思是，其他国家也应该要求在谈判桌上拥有席位，参与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包括：经济价值最终流向哪里；部署在本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否遵守当地法律规范和价值观；以及能否确保拥有可靠的人工智能访问能力，而不会出现大国突然把技术“关掉”的情况。
我还想补充一点。
美国必须更加积极地与盟友合作，为这个时代建立某种技术标准，中国在今年7月建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国际机构，据说已经有33个国家加入。
明年在上海还会举办一次大型会议，讨论6G技术的发展。
如果美国不能与“全球南方”国家密切合作，就会错过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中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基础设施，比如非洲70%的国家使用中国4G技术。
7、总结
人工智能政策有三个特点，我认为非常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二十世纪所有具有变革意义的技术，政府都处于核心位置，比如核武器、航天、互联网和GPS，但人工智能不一样，政府没有处在这项技术的中心。
第二，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一些“教父级”人物对于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有着极其强烈的判断，而不同的顶尖人物之间又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
第三，速度，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是以“月”来计算的，这一点与中美竞争尤其相关。
苏联获得核武器是在美国几年后，紧接着有一批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研究军备控制，从这些最初的想法到形成保障世界安全的制度体系，中间经历了几十年。
而人工智能不允许我们拥有几十年的时间，中美两国必须快速达成某种共识，这不仅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大国关系史上亦是如此。

番外

比较中美舆论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对AI等新技术的容忍度和开放性其实是高于美国的。
从政府到企业、再到个人，并没有将“技术进步”跟“危险”给过度联系起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剧烈社会变革，期间新事物层出不穷，新技术的引入往往伴随着发展进步。
简单来说，中国人对科技充满了信任感，“科技”本身是一个高度正面的词汇，而非带有风险的中性词汇。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宗教因素，有观点认为，在西方价值观里只有上帝才能创造人类，人类制造出“自己”是对上帝的亵渎。
从影视作品角度看，西方很少出现像日本动画片里哆啦A梦、铁臂阿童木那种融入家庭生活的智能机器人，好莱坞电影中的机器人多是作为武器来使用的，给人一种根深蒂固的“风险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