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对华政策的美国高官，在书里暴露出一个大盲点

【译/ 观察者网 傅洛拉】

根据作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说法，否认是悲伤的第一阶段，而这正刻画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杜如松（Rush Doshi）在他2021年的新著《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对中国全球战略的描述是一阵冷风迎面而来。

本文首发于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翻译

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根据相对价格调整后，中国经济规模比美国还大25%，它的实力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它对运输和通信技术的掌握，使其能够“锁定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

杜如松现在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在此之前，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主管“中国动议”（China Initiative）项目，他当时为拜登政府印度太平洋地区政策负责人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提供建议。对广大读者而言，杜如松在华盛顿的地位可以确保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

杜如松，图片来源：ISCS

通过对中国政府和半官方文件的广泛研究，杜如松提炼出他所认为的中国“大战略”，即用中国设计的世界秩序取代战后的美式世界秩序。

他认为：“那些主张对抗战略的人适得其反，也低估了美国国内的阻力；主张大交易的妥协主义者，则低估了中国的战略野心。”他则要寻求一种替代方案。

杜如松指出，“这两种策略，在政策辩论中分别得到了两大对立派别的支持，但归根结底都源于一套类似的勉勉强强的理想主义假设，即华盛顿有能力影响一个强大主权国家的政治。”

因此，“颠覆中国政府的努力尤其危险”，不大可能成功，反而更可能“产生全面对抗，将竞争从一种仅是过头的状态，转变为根本性的、关乎生死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我显然同意杜如松。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中国的人均实际消费增长了一个数量级，中国人民对之前并不安稳的日子记忆犹新。

杜如松对大国权力而不是装腔作势感兴趣。他只是顺便提到了一次中国的维吾尔族，而人权问题在他的叙事中扮演着次要角色。

他的主题是其所说的中国计划“塑造二十一世纪，就像美国塑造二十世纪一样”。他是从美国视角来看问题的。与“分析研究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遏制战略’的理论和实践”不同，他的这本书“试图分析冷战后中国对美国‘取代战略’的理论和实践”。

他写道，中国的长期计划“建立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最重要的军事部分是“一支能够执行两栖作战、海上控制和远距离蓝水任务的海军”。关键的经济要素包括基础设施支出、“经济挟制”，以及追求超越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在政治领域，中国寻求“以强化其叙事的方式塑造全球信息流”。

杜如松处理政治学的学术奥秘时最为自在，在国际机构的字母堆里分析来分析去。他似乎认为联合国是中国的核心目标：“北京抓住了美国的注意力，并努力将其官员置于联合国十五个专门机构中四个的最高领导位置。”相比之下，他对技术和金融战线的肤浅认识是本书的主要弱点。

《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

杜如松对“中国野心”可能意味着什么的想法也过于笼统，无法明确区分中国未来可能想拥有的东西和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言辞。

他说，“中国秩序”将意味着“取代美国成为领导世界的国家”。在这新的国际体系下，“北京将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以牺牲自由主义范式为代价，推进专制主义范式，并分裂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

好吧，但这对台湾地区意味着什么？杜如松没有在任何地方解释，为什么或以何种方式，台湾地区会成为北京潜在的宣战理由。

他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华盛顿如果自愿终止对台湾地区的承诺，这一决定将震惊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后者会开始怀疑美国对它们的承诺。杜如松暗示，中国想要从台湾地区获得的是“地缘战略优势”。

但北京不是这么看的。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大国，拥有七种主要语言和300种次要语言。每个中国王朝的生存恐惧是，一个叛乱省份将为其他省份树立先例，导致种族和地理界限的分裂，就像中国悲惨的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

中方曾经表示，中国的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会做任何事情来捍卫它。中国坚持对台湾地区地区拥有主权，不是因为该岛具有战略用途，也不是因为想改变其西式“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是关乎中国国家存亡的问题。

改变现状的唯一选择是一场没有人会赢的战争。但要维持现状，美国既不能表现得虚弱，那样会诱使中国占据台湾地区，也不能表现得过于强势，可能让北京相信它正在密谋在主权问题上将台湾地区与大陆割裂。

美军所有涉及大陆进攻台湾地区的战争模拟，都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正在建设准备进攻该岛的军事力量，包括100,000名海军陆战队和机械化步兵、50多艘潜艇，以及强大的陆对海导弹能力，这可能会摧毁在中国海岸附近作业的大多数美国水面舰艇。

正如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英文版编辑在2021年7月28日所写的：美国海军在水上力量上的优势肯定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不仅要赶上美国，还要加强可以在南海战事中，打击美国大型战舰的陆基导弹力量。我们可以大规模扩大这支部队，这样如果美国在南海挑起军事对抗，它在那里的所有大型船只都将同时成为陆基导弹的目标。

在奥巴马政府中出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米歇尔·弗洛诺伊（Michèle Flournoy），去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威慑中国要求美国拥有“可信的威慑能力，可以在72小时内击沉中国在南海的所有军舰、潜艇和商船”。

米歇尔·弗洛诺伊的文章截图，配图为美军在卡塔尔的基地

然而，美军的对手中国，明显有能力更快地消灭美国在南海和附近军事设施部署的部队，从而威慑美国的军事行动和反应。台湾地区能否通过常规手段抵御中国的攻击令人怀疑，而使用核武器将使美国城市面临中国报复的风险。

非军事风险也许更有可能抑制中国：中国动用武力后，也许会使自己遭到全球的厌弃，但西方也将承担把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巨大成本。

杜如松意识到中国对大战略的理解与美国不同，他大大限缩了自己对它的阐释。他承认，中国“或许缺乏拥有数以万计士兵的盟国关系网与海外基地，并避免代价高昂的干预。它更有可能选择两用设施、可转换的实现方式和影响更小的路径——至少目前是这样——当它的军队在印度-太平洋之外挑战美国时仍面临困难。”

这种论断的不自洽之处，让人想起一个古老的犹太笑话：“什么是绿色的，挂在墙上，还会吹口哨？”答案是“鲱鱼”。但是鲱鱼是绿色的吗？嗯，你可以把它画成绿色。但它挂在墙上吗？嗯，你可以把它挂在墙上。但它会吹口哨吗？好吧，它不会吹口哨。

不管怎么说，中国只有一个海外基地（已建在吉布提，主要用于反海盗行动以保护中国航运）。毕竟，没有远征军和其他形式的全球兵力投射，战略就不可能“宏大”。杜如松提出，中国在斯里兰卡和格陵兰拥有港口所有权、在格陵兰建设机场以及在马尔代夫租用一个小岛，“表明它对全球设施的兴趣日益浓厚”。

他指出，自2016年以来，中国海军陆战队已从10,000人扩大到30,000人。（相比之下，现役美国海军陆战队有180,000人。）

最后，杜如松承认，中国建设投射力量的努力仍然很低调。“中国或许能够在不精确复制美国复杂且成本高昂的全球部署的情况下，在印太以外地区开展军事活动。”事实上，他对中国军事计划的描述，反而有力支持了中国更关注其边界而非全球的结论。

例如，他认为，“反水面舰艇的作战是中国潜艇的首要任务，这……表明他们重点关注美国船只——尤其是航母。”反过来，“中国海军学说也证实了，他们将潜艇作为拒止工具，而不是护航或海上控制的力量。”

但这一切都不能完全符合作者承诺要揭示的、美国冷战立场意义上的中国“大战略”。除了随时准备震慑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外，其“远征”部队在危机地区保护中国公民的作用有限，例如2011年的利比亚和2015年的也门。中国也没有把握美国走弱的态势，超越直接相邻的陆地和海上边界，直接将军力投射到更远的地方去。

事实上，由于美国在全球力量投送方面的收缩，中国经常显得步履蹒跚。北京对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表现的不安是真真切切的。阿富汗与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有着漏洞百出的边界。在美国人离开后，塔利班接管政权，增加了在中国发生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

伊朗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则带来了另一系列问题：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石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对什叶派取代沙特的野心其实并不认同。

土耳其可能成为分裂主义的盟友，北京与它维持友好关系，或许也会把敌人放进来。因此，北京通过利诱和威慑相结合的方式，劝阻土耳其不要支持所谓的“东突”势力。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曾多次提出过“中国治下的和平”可能会在中东出现。然而，要为这一动荡且不可预测的地区承担责任，中国的兴趣微乎其微。

在杜如松的结论中，中国还在另一个方面展露了“全球野心”，它自己宣告了宏大的目标，要通过“对市场不愿意投入的基础科学研究进行巨额投资”，来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

他采信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估计，认为中国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要比美国大得多。在最先进的技术中，差距尤其大：“中国在量子计算上的花费至少是美国的十倍。”

他还正确地指出，中国的工业深度使其在技术推广方面相比美国具有巨大优势。杜如松在书中引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的说法，即中国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美国“有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其工业基础的空心化”。

没有中国的工厂，美国“无法将技术转化为市场可接受的产品”。金灿荣认为，中国优秀工程师的数量、逆向工程能力以及工厂在全球技术中的中心地位是“中国在长期工业竞争中真正的优势”。

杜如松对中国金融“野心”的讨论则更难令人信服，因为他对这一主题把握不稳、基础不牢。他写道：“中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美国主导的数字货币发展可能会支撑美元体系，因此他们力争抢得先手优势。”作为回应，“美国应该仔细研究，然后考虑推出一种保持其金融优势的数字货币，恰恰就是要打造一个中国官员所担心的世界——让数字货币补充并锚定美元体系。”

与之前的英镑储备体系一样，美元储备体系允许美国通过将贸易支付与资本市场挂钩，在其经常账户上产生巨额赤字。外国人拥有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更重要的是，（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他们在离岸账户中持有16万亿美元，主要作为国际交易的营运资金。

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取代”美国，那样需要开放其资本市场，使其受制于变幻莫测的全球资本流动。因此，中国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不是针对美国金融霸权的灵丹妙药，而是一种便利，就像全球化的贝宝（PayPal）一样。

某银行APP的数字人民币服务

对美国金融霸权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数字货币本身，而是来自所谓的智能物流与“物联网”的整合。中国正在力争领导一场运输和仓储革命，这场革命将允许交易各方在全球生产和运输的每个阶段跟踪所有货物，从而使全球供应链透明化。这将大大降低银行系统作为中介的作用，并缩减贸易所需的营运资本。

中国首屈一指的电信设备公司华为在其网站上解释道：通过在所有部门之间透明地共享信息并将物流可视化，该系统可以更好地协调人员、车辆、货物和仓库。同时，它实现了与外部风险数据的实时互联，实现了早期预警和对备选方案的智能提醒。在配送过程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货物存储计划与最佳运输路线进行智能计算，以提高配送效率和优化资产利用。

生产成本仅以美分计的芯片将嵌入每一个交易产品中，并与服务器实时通信，服务器将它们引导进入自动化仓库、无人驾驶卡车、数字化控制的港口，最终到达终端用户。人工智能将把货物导向最便宜、最快的运输工具，并让买家找到最便宜的价格。服务器和货物之间的5G通信将验证数万亿物品的生产、运输和储存状态，国际贸易交易所需的营运资金将减少。

正如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在2021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所观察到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将掏空银行系统的存款基础：商业银行将面临脱媒的风险。一旦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账户开通，消费者将在中央银行的限制范围内，从商业银行转移他们的存款。

此外，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设施将使新的非银行实体更容易进入支付领域，并加快向数字支付的过渡。银行体系的存款基础将受到侵蚀，16万亿美元的离岸美元存款将逐渐消失。但这16万亿美元相当于对美国的无息贷款，因为银行将收益投资于美国政府或私募债务工具。在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于物流业的过程中，美国将损失数万亿美元的铸币税。

铸币税原本指在把金条、金块铸成硬币的过程中，君主所赚取的溢价。16世纪的西班牙君主花费巨资开采、运输和保护为其赤字提供资金的黄金。荷兰和英国的中央银行以远远更为高效的资本利用手段取代了这一体系。智能物流和数字金融的出现将带来资本效率的又一次飞跃。

杜如松认为美国数字货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困难在于，中国在部署5G网络和建设5G所能实现的制造和物流新技术方面领先美国几年。

此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可能会在巨大的范围内都给中国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这在现有产业组织框架内是无法想象的。

发展中世界的数十亿人生活在全球经济的边缘，从事自给自足的工作，从事小规模的商业活动，几乎得不到信息、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廉价的移动宽带正在把他们连接起来，整合到华为所称的电子通信、电子商务、电子金融、远程医疗和智能农业的“生态系统”中。

我在2020年出版的《你将被同化》一书中，将此称为世界的“中国塑造”（Sino-forming）。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在基层改造了传统社会，使6亿人实现了城市化，相信在未来十年里，它可以将数十亿人融入其虚拟空间。魔鬼就在技术的细节中，但这似乎超出了杜如松的认识范围。

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做？美国施压要与中国供应链脱钩，这一直是徒劳的。“中国欧洲商会发现，只有约11%的会员考虑在2020年迁出中国，”杜如松写道，同样，“中国的美国商会会长指出，该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没有退出中国的计划。”

不过，在这本《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中美半导体之战的描述。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20年6月11日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收购高端半导体知识产权的抵制，让人想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1年对日本的石油禁运。

中国以大规模投资和“举全国之力”来应对，以建立独立生产芯片的能力，在此期间似乎已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特朗普的芯片制裁，是迄今为止美国阻止中国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最激进的尝试，但似乎失败了，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应该做什么，下一步该做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杜如松保持沉默——在索引里都没有“半导体”一词。他希望美国在研发上投入更多资金，采用促进高科技产业的产业政策，并采取更多措施促进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教育。这是好事，但令人失望的是，新政府负责中国政策的一名官员，拒绝重新思考前任政府的政策，而只是延续下去。

杜如松还提出，美国应该发明区域拒止武器，以实现“某种‘无主之海’（No Man’s Sea），也就是任何行动方都不能成功地控制水域或岛屿，也不能成功地在第一岛链上发动两栖行动。”

他补充说，美国应该帮助台湾地区、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印度也这样做。此外，美国应该“破坏中国建立海外基地的代价高昂的努力”，如果中国试图那样做的话。当然，还要对抗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他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这些建议或许可取，但都很笼统。

杜如松从中国收集了大量有用的材料，并将其与西方的分析进行了比较。这一点就让它值回书价。但他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正是中国一些突出的政策，让它成为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可以说，杜如松对中国政策的这些方面关注得太少。想在书中寻找线索，以了解拜登政府未来对华立场的读者会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