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1950年代初
停留在新民主主义 vs 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70年发展的经济历史，一共有五次选择。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从经济发展本身的逻辑来讲一下。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启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
我们现在一讲经济增长，更多的是指GDP经济总量的增长。实际上，当时我们面临着更紧迫的4万万同胞要吃饱饭的问题。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威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必须有基本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基础，这三个目标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把资源更多的放到重工业上，可能会影响人民的生活。在这种压力下，新中国头几年的时间做出了第一个选择，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次：1956年起
模仿苏联模式 vs 探索中国道路
第二次变化是1956年，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
第三次：1970年代
“一边倒” vs 打开向西方开放大门
对比一下中国和苏联后道路，我们前30年是以重工业为主。改革开放后，我们的轻工业、加工工业以及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全部都繁荣起来了。
苏联一直到解体也没有解决好重工业一家独大的问题，轻工业到现在也不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的范围。
第四次：1980年代-本世纪初
计划经济、全盘西化 vs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五次：2012年以来
模仿和跟随者 vs 发挥制度优势引领新常态
第三个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后，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第二部分 苏联的惨重教训
但戈尔巴乔夫和被其重用的两面人，却误导苏共中央开展极端错误的自杀式宣传教育。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具体阐述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根本改革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和改革事业成败的关键。
同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该书阐述了苏联改革的起源、实质、目的、内容、后果和前景。
尽管如此，但改革仍然困难重重，难以推进。原因何在？
戈尔巴乔夫错误认为，经济改革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政治体制，所以，他试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
在这种背景下，苏共于1988年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根本任务就是深化革命性的改革并使这一改革不可逆转。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关于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进程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报告还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不可逆转的关键和保证，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舆论多元化是改革的必要条件。从此，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改革”的重心转向了政治领域。
由于经济上的旧的问题尚未解决，在改革刚刚启动后，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在这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引向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回避经济问题；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以“民主化”、“公开性”为口号，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积重难返的问题导致了党内外各种反对势力猛然崛起。
尤其是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施“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改革已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上主张“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逐渐被抛弃。
自1988年起，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纷纷建立，如“公民尊严”、“民主联盟”、“莫斯科人民阵线”、“民主俄罗斯运动”等等，有的社团和组织甚至公然宣称推翻共产党的一党独裁，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这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已经失败。
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后，戈尔巴乔夫极其错误的决策了把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变作为经济改革的总目标。
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多元化”、“民主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也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被混入苏共内的叛徒间谍等两面人彻底黑化，在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在激烈地争斗中已没有战斗力。
因此，到1990年，在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上，各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并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但在这时，苏联内部的各种危机已接踵而至，特别是“8·19”政变虽然很快被平息，但这一事件却成为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大权旁落、丧失政治生命权以及苏联解体的转折点。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在改革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社会主义在苏联彻底失败。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只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对经济管理的具体环节作一些修修补补，并没有触及经济经济体制本身，因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产生短暂的效益。
这样的改革非但没有解决原有经济体制下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问题，反而把固有的矛盾隐盖和积累下来，使得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来越大。这就为苏联的体制危机埋下了种子。
1985年4月，改革的权力落在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手中，对苏联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幸的！
因为对所谓年轻而言，只是貌似能看到改革的希望，实际他是无能之辈且祸国殃民。
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牵一必动百的“网络陷阱”：
每一个解决办法都要求经济的另一个领域的协调行动，而这种行动又因体制中的某一障碍而动弹不得。
他根本就没有处理如此复杂局面的本事！
自70年代后出现的经济停滞，迷惑了他实施所谓不得不进行的改革。戈尔巴乔夫非常错误的认知决定了其命运，苏联社会主义根本就没有处于所谓的“危机前夜”。
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误判，才能苏联社会主义陷入到了无法自拔的陷阱之中。
其一，体制陷阱、由于自50年代以来的改革不仅没有任何形式的创新，反而问题越积越多，而解决这些问题又总是寄希望于权力的集中和中央行政体制，于是越集中就越僵化，经济越僵化，人也就越懒越穷；人民越懒越穷就越是需要高度集中。
结果，能力差的改革就无法跳出这个陷阱。
其二，体制内诸因素的矛盾日益尖锐。
僵化的体制使苏联体制内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由潜伏状态迅速活跃起来，并以各种形式逐步反映到国家的政治、经济上来？
如“党——国家”体制中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同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到80年代中期已处于爆发前的临界状态。
这时，苏联体制确实还能够维持暂时的平衡，但这已经是如“牌屋”那样的十分脆弱的平衡——移动其中任何一张，都会造成整个结构坍塌的危险。
其三，政治经济困境。政治体制的僵化导致经济体制的无效率，其直接结构则是国内经济的严重不景气，商品普遍匮乏，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在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暗中自找生路，于是苏联社会出现了一种与国营经济争夺地盘的“第二经济”即“黑市”。
到后来，由于官员利用职权大肆挥霍昂贵的奢侈品和侵吞、变卖国家稀有资源。第二经济远比国营经济兴旺。
第二经济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积累财富的渠道。这就是说，腐败与僵化导致黑社会猖獗与第二经济，第二经济则直接导致了社会不公和更严重的权力腐败。
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新的改革就是想跳出这一陷阱。1985年产能4月，戈尔巴乔夫指正伊始，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正式通过了这一战略。
根据苏共二十七大的设想是，1986——2000年间，争取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达到4.7%，15年内国民收入翻一番，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倍，手工劳动降低50%，国民收入的能源消耗降低40%，金属消耗降低50%，最后达到振兴苏联的目的。
但实际上，1986—1990年的国民收入只有1.8%，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6%和0.5%,社会劳动生产率只有2%，但1990年，上述四个指标都为负数，分别为-4%、-1.2%、-2.3%和-3%。
可见，在“新思维”指导下的“加速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不过，理论上还是有所突破的。
譬如，在所有制形式上确定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在《个体劳动体系条例》就明确提出：
“国营企业、合作企业、个体劳动活动协调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分配模式上重申和恢复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在经济运行方式上提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国有特征。
在管理方式上提出广泛运用经济管理杠杆（如价格、成本、利润、信贷等）来管理经济。
诸如此类，满打满算，勉强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最大贡献。
当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出现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和困难，根源不在经济本身，而是由于政治体制上的“阻碍机智”。
因此，他才极其愚蠢把矛头直指政治体制。
经济领域中有些腊改革无法推进，正是由于官僚主义体制的腐败、僵化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处处设阻。要想顺利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对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也正是如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关键寄希望于机构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事实证明，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到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上来正恰逢其时，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客观要求。
而戈尔巴乔夫改革重心的转移并不是经济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为回避经济领域的矛盾，试图从政治领域里找到新的突破口。
寻找突破口的理论工具，就是他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尤其是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苏联的改革进程的确大大加快，从计划经济到计划—市场经济，再到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最后到“完全的市场经济”。
就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步步加快时，苏联的危机也越来越深。
并不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选择是错误的，而是因为苏联的改革由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当这种动荡超过苏联体制的承受力时，苏联社会潜伏的各种社会危机骤然爆发出来，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苏联是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代称，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构筑起苏联这座大厦的，戈尔巴乔夫最后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变为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时，原有思想纽带不存在了，苏联的解体就成为必然。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在其他国家比在国内更受尊敬的领导人。
在俄罗斯，很多人指责他摧毁了苏联帝国，而另一些人却指责他这类行动太慢。
在西方，他当然曾是资本统治权贵们的宠儿，帮助西方权贵们不战而胜，竟然那样轻松就成为大赢家，于是赏给其嗟来之食：诺贝尔和平奖。
至于他要发大财，那是不可能了，其这样已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狗，只能靠拍拍商业广告，在内卷的寒风中努力狂吠几声，才能进一步得到资本统治权贵的可怜施舍！
离开了平台，他屁也不是！
一介平民，他不靠狂吠赚取商业广告费，还能靠什么？苏联完蛋了，他这个前领导除了瞎折腾苏联，自己能有啥真本事？还不是靠吃前领导人身份这个老本，来换取资本投喂以艰难度日、苟且偷生吗？
在顶级资本权贵们的极权统治逻辑下，这世界本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呀！
当苏联以奇葩的思路，时慢时快终于变修后，所谓的领导层，其头脑和认知已经完全被资本逻辑下的精致利己主义俘获，必然走上不归路，什么初心早就忘记抛弃了，这帮混入苏共高层的修正利己主义者们必然脱离实际，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必然掉队，文化上更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就被敌人渗透成筛子。
我们因为有导师的四梁八柱而地基深厚扎实，并有惊无险度过那一关。
而苏联就算以最屈辱的选择了下跪投降，最终他的对手还是没有放过他，抹黑其过去，否定其历史，疯狂嘲笑，放肆挤压，直到威逼利诱成俄乌战争……
戈尔巴乔夫， 仅仅是苏联解体的助推器，若把大部分责任归因给这样的货，那他的小身板是承受不起的，背这样一大口锅，他也背不动……
戈尔巴乔夫真的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是一个完美的苏联吗？
是谁丢了为工农等普通民众服务的初心？ 是谁逼中国与其论战？是谁让少数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占了便宜还卖乖？是谁让俄罗斯人也觉得吃了大亏，愤愤不平积极要独立？是谁……？？？……
戈尔巴乔夫，作为打入苏共内部的奸贼， 在历史关键时刻做了叛徒该做的事。
他也根本不可能把人民的利益看的比自己利益和认知更重要，他心中的兽性，远远超越了党性和人性。
因此，他就是资本权贵们的关键先生，更是苏联劳动人民包括美国红脖子们的罪人！
抛开个体，从更宏观制度层面分析：
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曾深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谈论民主，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
所谓的“一般民主”“绝对的民主” “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并不存在。
正是列宁立足革命实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捍卫了新生政权。
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民主”“人权”攻势逐渐取得效果，使得苏联领导人的政治信心逐渐丧失、理想信念逐步动摇。
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倡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1975年8月与美国等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
此后苏联的人权等内政议题成了外交议题。
1985年3月，作为“苏共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随着戈尔巴乔夫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其思想“人道化”“西化”的味道越来越浓。
他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在西方“自由式民主”口号诱导下，高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戈尔巴乔夫的夫人、拥有哲学副博士学位的赖莎，对戈尔巴乔夫蜕变的影响不可低估。
正是通过赖莎的极力推荐，不少蜕变了的苏共理论家充当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顾问和政治谋士。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说，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
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
“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
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败亡。戈尔巴乔夫完成了自己的“民主改革使命”，开始公开宣布与苏联社会主义决裂。
2010年4月，在自己发动“改革”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独立报》主编采访时说道：
“当别人问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社会中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验，还有很多其它可以利用的东西。
不光是市场，还有所有制问题，以及对所有制的态度。而我对趋同性社会的理解是，这是一种与具有人的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相似的制度。”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其中除领导人的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
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此时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要直接搬到苏联社会并非易事。
然而相比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领导人的鼓动和带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具有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
事实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令人眩目的愿景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安定和富裕、民主和自由，反而让苏联社会失去了公平、葬送了70多年之久的社会主义。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等口号引来了俄罗斯“财阀、寡头的为所欲为”，为90年代野蛮的、原始的、犯罪式的、官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
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高层领导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政要、智囊敏锐地捕捉到。
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提到：苏东共产党人已失去了信仰；
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提到：“（苏联）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1989年提到：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
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
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信仰、否定自身历史，这对苏共来说，无异于自杀行为。
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改弦易辙，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苏共丧失了执政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使苏联走上了一条政治绝路。
小结：自由溃疡与政治陷阱
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决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上改弦易辙，进行了一系列的舆论和理论准备，包括新闻舆论公开化、历史反思热、文艺解冻、外交新思维和世界主义等，这实质上就是里应外合的复辟！。
第三部分
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雅罗斯拉尔夫州雅罗斯拉尔夫区科罗廖沃村，卫国战争期间，他入伍并担任过排长，重伤后作为残疾军人回乡，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4年毕业于雅罗斯拉尔夫乌申斯基教育学院历史系，后来曾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雅科夫列夫仕途顺利，1953年至1956年在苏共中央机关担任指导员。
雅科夫列夫根正苗红，是忠实的苏共党员。1956年2月25日，他进入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闭幕式。会议开始后，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内部报告。他如是写到当时的情景：“一切都显得不难真实，就连我置身于此、置身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以及那些几乎抹杀了我所赖以生存的一切话语，都显得虚无缥缈。”
1958-1959年，雅科夫列夫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65年起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2年，雅科夫列夫在《文学报》发表了《反对反历史主义》一文，批评了纠集在文学杂志《青年近卫军》《十月》周围的民族爱国主义分子的思想意识。
为此，雅科夫列夫在1973年被派往加拿大当大使，一待就是10年。
雅科夫列夫和加拿大当时的总理特鲁多关系很好。1983年，加拿大的农业部长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
特鲁多坚持用最高规格接待戈尔巴乔夫，他告诉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将成为苏联未来的国家领袖。在农业部长韦兰的农场里，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做了一次长谈，戈尔巴乔夫谈到了苏联亟待解决的问题，雅科夫列夫也开诚布公地和戈尔巴乔夫交流。
后来，一些政治家和观察家将两人的这次谈话视为改革的开始。不久，戈尔巴乔夫坚持把雅科夫列夫调回了苏联。
1984年，雅科夫列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年夏天担任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1987年6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有一段时间，作为智囊的他几乎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影子和替身”，说戈尔巴乔夫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做戈尔巴乔夫想做而不便做的事，而戈尔巴乔夫总是表现得“不偏不倚”。
戈尔巴乔夫在1995年接受俄《图书评论报》采访时也坦承两人的“紧密合作”。《莫斯科新闻》这样形容两人的合作方式：雅科夫列夫“先在理论上提出某种思想，随后，这些思想便会成为戈尔巴乔夫言论中的日常口号”。
早在1985年，雅科夫列夫就利用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议”。他曾四处做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呼吁“民主化”和“公开性”，并且安排一些支持改革的人士出任一些报刊杂志的主编。
1987年1月苏共中央一跃全会之后，苏共开始民主化，并实施了差额选举。一些保守派官僚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此失去权力，他们与改革派的斗争加剧了。
他们开始批评雅科夫列夫，接着批评谢瓦尔德纳泽，随后又批评戈尔巴乔夫。
1987年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召开关于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报告的全会上，被戈尔巴乔夫提拔上来的改革派叶利钦，在会议上公开批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问题上行动迟缓、犹豫不决，呼吁更加大胆地推行改革，公开向全会提出辞职。
戈尔巴乔夫示意全会批评叶利钦。其后，叶利钦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1988年1月14日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至此，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叶利钦自称：“我彻底弄清了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软弱，懂得了来源于他的不幸与危险的精神流质。”
1988年3月11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国外访问，雅科夫列夫正在蒙古。雅科夫列夫回国后意识到，这是党内保守派受到叶利钦被解职的鼓舞，对改革发动的新的进攻，对公开性挑衅。
1988年3月23日，雅科夫列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激烈批评，戈尔巴乔夫在25日的政治局会议称这篇文章是“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
雅科夫列夫也公开指责，保守派代表、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被迫在会上公开忏悔，但他矢口否认这篇文章是自己的秘书处炮制出来的。但是，利加乔夫并未收敛，8月5日在讲话中批评改革派的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
雅科夫列夫认为，1989年到1991年期间，保守派和改革派在中央争斗谁也没有取得胜利。
“令人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明确的立场。我知道，他对当时的形势也有过痛苦的思考，但是他没有能克服旧体制和原先那些人的压力，因为这是现实的压力。他辗转不安，常常说一些明显是互相矛盾的意见，今天晚上支持的某种主张，而第二天早晨就将其否定了。开始了某种停滞不前和空忙一气的时期。”
雅科夫列夫如是分析，“戈尔巴乔夫向反革命势力作了妥协，而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他在1990年秋就失去了权力。”
戈尔巴乔夫还在两件事情上欺骗了雅科夫列夫。此前，雅科夫列夫曾多次直接向戈尔巴乔夫询问苏联枪杀波兰军人和平民的材料，以及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秘密议定书的文件，戈尔巴乔夫都说没有。但是，这些档案后来都被公诸于世。
1991年7月末，雅科夫列夫提出辞职。离职前，他警告戈尔巴乔夫，秋天可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复辟，但戈尔巴乔夫不以为然。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被架空，实际控制权力的是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
8月17日，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亚佐夫等人一致同意阻止8月20日新联盟条约的签署，以保留原来形式的苏联。当天下午，他们派出一个小组到达戈尔巴乔夫的别墅，让他在紧急状态命令上签字，但被拒绝。
8月19日清晨，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会以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名义发布命令，称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即日起由亚纳耶夫履行总统职务。
随后，以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巴克拉诺夫三人名义发表了《苏联领导声明》。但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签署了59号总统令，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一场国家政变，并宣布该委员会一切决议非法。而空降部队也没有听从紧急状态委员会武力镇压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命令。
八一九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政权名存实亡。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撤销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当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议会发表讲话时，叶利钦不断对他颐指气使，报了一箭之仇。
1991年11月25日，苏联解体。对于戈尔巴乔夫本人而言，这同样是一场悲剧。雅科夫列夫已于2005年10月18日在莫斯科去世，终年81岁。现在，戈尔巴乔夫也去世了。
苏联的解体，起源于其变修之时，经数十年积弊的确已经很深。但是这并不是苏联改革必然失败的借口。
亚·季诺维也夫在1979年他侨居国外时，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苏维埃制度的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攻破？
他的回答是：“那些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地方，即苏联共产党机关，它的中央委员会，它的政治局，最后是它的总书记。”“只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这一位置”——在听众哄堂大笑中，他说：“只需几个月他就可以搞垮党的机关……然后，整个政权和管理体系开始出现解体连锁反应。”“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解体”。
亚·季诺维也夫后来证实，他曾与英国情报机构某工作人员交谈，该工作人员告诉他：“很快他们（即西方势力）将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苏联的王位。”
如果这是事实，那这个人只能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的一切急转直下，都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登上这个“王位”之后发生的。
这个季诺维也夫的说法，与撒切尔夫人的说法，倒是不谋而合，可以互相印证。撒切尔夫人除了公开说：““我相信这个人是可以对付的，我真的很喜欢他。”还曾无意之间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关于戈尔巴乔夫是不是西方代理人这个问题，下结论要谨慎。但西方为了支持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一把手，是用了心的。戈尔巴乔夫一直在苏联边疆区任职，后来得到安德罗波夫的赏识和提拔，也是主管农业，他并不是当然的苏共一把手接班人，当时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的竞争力并不比他弱，甚至更有优势。
自从1984年戈尔巴乔夫跑到英国，跟撒切尔夫人还有美国的代表，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秘密会面后，西方整个的舆论和媒体，开始默契地称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最理想的接班人，是苏联的未来和希望等……
这些公开的宣传以及看不见多大操作，对于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党内资深人物葛罗米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得而知，但葛罗米柯在选举苏联新领导人的会议上，从反对戈尔巴乔夫改为支持戈尔巴乔夫，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是事实。
戈尔巴乔夫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就不断地搞苏联的自我否定，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将苏联带向解体。戈尔巴乔夫究竟在和撒切尔夫人和美国代表谈了些什么，究竟做出了什么承诺，才换得美英带领整个西方舆论的支持，至今还是个谜。
反正在西方眼里，戈尔巴乔夫利用手中的权力，所做的一切不但让西方满意，而且超出了西方的预期。一个令西方寝食难安的伟大国家，就这样消失了。
搞定几个关键位置，就能让整个国家瘫痪，这一点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拔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生死攸关。
戈尔巴乔夫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就开始利用执政党的权力杀死执政党，从一开始就用改革的名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让人云里雾里，苏联最后一位元帅评价戈氏的改革特点：
飞机起飞了，却不知道降落的地方。
他后来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伙：“我们的国家非常繁杂，民族众多，军队庞大，幅员辽阔。他没有能力领导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毁掉了这个国家，不只是他（戈尔巴乔夫）一个人，所以他的亲信都起到了帮凶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中，最具有破坏性的就是那个雅科夫列夫。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不是西方的代理人这一点存疑，但雅科夫列夫成为西方代理人的证据要充分得多。
雅科夫列夫出生于典型的苏维埃式 “红色家庭”。长期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雅科夫列夫本应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忠实拥护者。
但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学习的洗脑经历，使他对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充满了兴趣。
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罪恶，让雅科夫列夫深受震动。
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开始幻灭。
从1968年起，雅科夫列夫就成为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但是由于在1972年发表的《反对历史主义》的文章违背了政治正确，雅科夫列夫遭到政治流放，成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在加拿大的任职长达十年之久，苏共中央成功地将雅科夫列夫与苏联政治生活隔离了，但却进一步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一经历不仅对雅科夫列夫本人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他即将遇到的“贵人”——戈尔巴乔夫——来说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都对国内外的事情有着共同的看法。
1983年5月，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大。雅科夫列夫对当时还不起眼的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关怀备至、一路伴随。而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次对加拿大的出访以及同雅科夫列夫的交谈使他耳目一新，好像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两人是无话不谈。
当戈尔巴乔夫回国后请求安德罗波夫将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任职时，却遭到安德罗波夫的直接拒绝。他很不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扔下四个字：“让他待着！” 为什么要让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继续待着呢？
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总书记知道，雅科夫列夫已经被西方的价值观熏染坏了。这个人不能回到苏联。
苏联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2年回忆录指出：“在克格勃档案中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卢金留学时代与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但克格勃当时并没有弄清中央情报局是否招募了他们……”。
那些称赞戈尔巴乔夫放开言论自由的人，还故意忽视一个重要的事件。
1988年，列宁格勒工学院的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因为对苏联放任自由派抹黑苏联的思潮实在看不下去，向《苏维埃俄罗斯报》投稿《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批评了苏联当时的恶毒抹黑苏联的“反思历史潮流”，反击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引起的反响很大，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不同阶层的人士写信给她，其中80%支持她的文章。一直纵容抹黑苏联历史和否定苏联体制的戈尔巴乔夫，这次却变得缺乏容忍度，亲自施加压力，把安德烈耶娃这篇文章定性为“反改革的宣言书”，把安德烈耶娃视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分子”。
把改革和社会主义对立，是不是很熟悉？这也是中国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文人们的统一做法，谁反对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就要赠送一顶反对改革的大帽子。
自从雅科夫列夫取得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力后，否定苏联、抹黑苏联就成为主流媒体的主要声音。当时可不是互联网时代，只要把主流媒体控制在反苏联的伪自由派里面，他们就会压制不同的声音。
一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开始否定这个国家从历史到现实的一切，会给这个国家的人民思想造成多大的混乱，看看香港的市民是如何在媒体的反中舆论的洗脑冲击中，如何丧失思考能力的，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如果美国的主流媒体带头否定美国的历史和现在，美国能比苏联更抗打击吗？
如果中国不是网民通过互联网平台，也很难压制住早几年形成的那些反中反社思潮。中国比苏联幸运的地方在于，在他们还没有彻底得手之前，迎来了互联网时代，群众的声音可以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账号发出来，否则，连爱国都会被围攻。即便到现在，为国家说句话也容易被污蔑为做爱国生意。
看到这里，有人自然会说，为什么苏联内部容易出反骨仔，而美国的体制就不会呢？他们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的弱点。不错，这确实是社会主义的隐患所在，但却不是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弱点那么简单，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点，也正好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里面。
资本主义最有利于少数社会精英垄断社会财富，社会主义不利于少数社会精英这么做。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现在一直有人渲染苏共后期的集体腐化堕落，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要是跟美国等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比，那还是差的太远，至少还没有跟美国那样，把很多腐败行为合法化。但就是这个腐败合法化，让很多苏联精英垂涎三尺。
苏共执政高层到了后期据说有八成人支持苏联走资本主义，因为这些苏共精英，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限制了他们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句话，不利于党内精英利用权力进行财富变现并将财富世代继承下去。
这个道理就跟国企的管理层更愿意将企业私有化为自己的私有企业一样。而美国的体制，最有利于资本利益最大化，资本设计了一整套机制，防范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
比如民主党的超级代表机制，就多次把更受普通党员支持的桑德斯挡在党内初选这一关，哪怕桑德斯只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想否定资本主义本身，只是想进行一下改良，把美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缩小一点，这样更有利于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
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机制并且能够发挥作用？这不只是机制的设计问题，而是政权所代表的资产者的阶级意识自始至终就比无产者要清醒得多，这一点在文章前面也有提及。这一点能够让国家机器不会被社会主义人士所掌握用来改造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和生产关系，即便是通过选举上台，也不能突破资本主义“deep state”对总统权力的制衡。
这个权力内部的高层，很难让他们集体认同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不利，对资本精英不利。
所以自从社会主义诞生以来，资本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绝大多数就从骨子里仇视社会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绝无可能出现党内高层80%支持社会主义的现象。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并不看好走议会道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
资本主义可以利诱一些关键人物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例如苏联解体的关键，还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它们这类两面人混入了苏共最高层。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个极力反对和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人，进入了苏共的领导核心，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领导，
苏共被从内部搞垮，还奇怪吗？
苏共叛徒与杀手的自白
1999年，在为俄文版《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雅科夫列夫明确承认：“苏共二十大之后，在一个由最亲近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极小的圈子里，我们经常讨论国家和社会问题。我们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特意宣扬列宁后期思想。”
这些罪大恶极？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刽子手们制定出(当然不能落在纸面上)以下方案：
“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倘若收到成效，之后便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主义打击列宁，用自由主义和‘道德社会主义’打击一切革命至上主义。”
“这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带有情绪的叫嚷，而是带着深刻的潜台词：罪恶的不单是斯大林，整个制度都是罪恶的。”
在雅科夫列夫等畜牲不如的这批恶魔们不遗余力的荼毒下，苏共内部自然……
而社会主义很难通过和平演变改变资本主义。因为有可能从社会主义受益的是社会的下层，他们居于人口的绝大多数，却只掌握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
社会主义因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掌握了国家权力，出现了异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对自己的意义。
随着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增强，按说所谓的内卷，应该越来越轻，而不是越来越严重。不是社会财富少了，而是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出现了问题。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排斥人的现象会进一步扩大，从机器排斥人的体力劳动扩展为机器开始排斥人的脑力劳动，内卷怎么可能不越来越严重？
但这种现象的加剧，也是私有制越来越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外在表现。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已经走到新社会的门口。
戈尔巴乔夫虽然让历史进程出现暂时的倒退，让社会主义遭遇挫折，但历史的最终方向滚滚向前，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不仅仅要引领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而且应该引领人类社会向新的社会阶段和更高文明跃升。吸收苏联的教训，不走邪路，不犯颠覆性错误，这是实现宏伟蓝图的关键。
总结
而我们将来的30年会更加成功、更加辉煌，当然目前还遇到很多挑战，必须要走过去
因为，创新既是发展理念，又是发展动力！
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一、占据世界经济技术的制高点。过去我们主要是模仿，下一步更多的去进行自主创新。
二、扩大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投资。现在很多领域的投资，比如海洋的开发、我们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三、用共同富裕来促进消费的升级。
四、扩大公共产品的提供。
五、启动农村市场。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70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非常的辉煌。我们避免了很多贫穷国家掉入贫困陷阱的命运，也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
10月份的大会后，国际国内风险依然存在，但只要我们坚持正确道路，只要我们的方向目标是正确的，路不怕远，大家一起走，一定能够走到更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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