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之火，如何燎原？

摘要

IPP小编：华为近期发布了载有先进芯片的新款手机，一方面选在美国商务部长访华的期间，似乎有借势宣传的意味，另一方面企业本身的宣传却十分低调，甚至不提5G功能。你如何解读这种看起来矛盾的行为？

谭锐：我想两者并不矛盾。有句诗叫“此时无声胜有声”，华为一直都是被国内外市场高度关注的，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此次访华也聚集了全球的目光。“华为”和“雷蒙多”两个关键词的碰到一起就足以造成巨大的宣传效应，华为以最小的动作收获了最大的效果，这是非常成功的营销，如果大张旗鼓的宣传反而有点画蛇添足的意味。

2021年雷蒙多出任美国商务部长以来，一直都主张在贸易上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最先进的芯片产品和技术。她在2022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系列威胁，要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机制和投资审查框架，保护美国核心技术[1]。

华为选择在8月29日雷蒙多访华期间发布Mate 60 pro，就是想要表明一种态度：美国的技术和贸易封锁只能使华为更加坚韧，中国企业有能力通过研发和技术进步打破这种封锁。

另一方面，华为没有对Mate 60 pro的技术参数做过多的说明，也吊足了市场的胃口，引起测评机构纷纷拆机验证。彭博社撰文称，经过检测，新款手机用的是中国国产的先进芯片。

尽管新款手机的芯片目前到底采用哪个技术节点的工艺还众说纷纭，但从逻辑上讲，华为作为世界级的大企业，处在这样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上，如果没有获得真正技术上的突破是不会贸然发布的。所以，新手机很可能正如网友的猜测那样，使用了7纳米工艺的国产芯片。

其实我们不必太过注重到底是用了几纳米的技术，华为的新机发布更多地表明了一种态度和决心：在当前的中美技术竞争大背景下，它不会再指望通过美国的出口管制松绑来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是铁了心要在自主研发、自主可控上下死工夫，尽快缩小与前沿技术的差距。这种不再“等靠要”的精神是实现技术赶超的内在动力。

央视新闻旗下账号@玉渊潭天使用华为Mate 60 Pro为美国商务部长拍照 （图：玉渊潭天）

IPP小编：如果正如华为发布新机所释放的信号那样，中国企业已经有能力设计和制造出比较先进的芯片了，那么这会对全球芯片产业链布局有怎么样的影响？

谭锐：即使中国企业能够做到量产7纳米甚至5纳米级别的芯片，也只是一个开始。可以说是有了一颗火星，给人以希望，但还没成燎原之势。所以对整个全球产业链或者产业布局来说，还无法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当前芯片的全球产业链，还是由美国及其在东亚和欧洲的盟友在主导。

2021年中国国内市场的芯片自给率不到20% [2]，在高端芯片领域还不到1%，所以就算国内有少数企业实现了先进的芯片制造工艺，还是无法满足国内另外80%多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亟需解决的是如何提高自给率，满足国内的需求，而不是如何影响全球的产业布局。

中国的超大市场规模是芯片产业发展的一个优势，它能够支持国内产业链的建立，这可以保障国内市场的供应安全。中国芯片技术的进步有利于增强国内产业链韧性和完整性。

与此同时，我们要避免产业链的封闭化，否则会与世界技术前沿越拉越大，导致落入中等技术陷阱。

所以，中国的芯片技术要在短时期内迎头赶上的话，开放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目前仍然要争取与先进技术国家保持畅通的贸易和科技交流渠道，也就是说要尽力避免贸易脱钩、技术脱钩，保障自己始终深深地嵌入在全球产业链当中。

另外还有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要影响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布局，单靠一两家企业是做不到的。目前，像华为这样掌握先进芯片技术的中国企业还不多，华为这面旗帜的背后要有一批生力军，才能改变全球芯片产业的格局。

美国之所以能把持全球的芯片产业链，靠的就是它本土众多的芯片巨头，英特尔、美光、高通、德州仪器、英伟达等美国企业长期占据着全球芯片市场的优势地位。

要形成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芯片企业，还是要靠国家政策推一把。中国的光伏产业在国家政策的长期扶持下就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无论是在产能、技术水平，还是市场竞争力上，中国的优势企业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光伏产品成为拉动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之一，太阳能电池板占据了全球85%的份额。我们需要好好总结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思考如何设计综合性的产业政策，使得芯片产业也能够在国家的支持下，迅速地形成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去改变未来的全球产业链格局。

2017年1月，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英特尔公司的展台。图：新华社

IPP小编：从华为发布新机引起轰动效应这一事件中，我们能获得什么启示？

谭锐：一款新手机的发布能够在国内引起市场和社会普遍而热烈的反应，实际上是一种积压已久的情绪的集中释放。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对华施以无情的打压，调动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大家都急切地期盼着拿出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中国有反制能力和发展韧性。Mate 60 pro就成了这样的铁证。

但热情归热情，我们还是需要冷静地想想这件事更深层次的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中国的芯片产业要“补课”。

有网友把2019年5月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给海思全体员工的信找了出来。这封信发布于美国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之后两天。信中提到极限生存假设，即如果美国的先进技术无法再获得，企业如何生存下去？海思正是这样的假设下诞生了，并充当“备胎”的角色。

华为的这种战略性布局是难能可贵的。“未雨绸缪”说着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芯片产业本身是技术和资本都需要密集投入的产业，设立“备胎”的成本非常高，同时不确定性也很大，按照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思维，很少有企业会这么做，尤其是上市企业更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要快速地为市场资本创造价值，必须选择捷径。

回顾过去20年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历程，中国大部分芯片企业之所以没有动力加大芯片技术的研发投入，就是因为进口芯片我们太容易买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已经出台政策，从税收、财政、人才、研发、投融资、知识产权等等方面去促进国内的集成电路及软件产业的发展。但是当时正好碰上加入WTO这个时间点，从外国进口芯片成品、技术、生产设备及原材料等基本上都是零关税。与进口相比，企业自己花大力气进行研发和制造吃力不讨好，大部分企业肯定不会去想自主可控的问题。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芯片产业进行技术封锁，也是我们好好“补课”的一个契机。华为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它的“备胎”计划就告诉我们，芯片企业要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胜，最终靠的还是技术实力。而这需要实实在在的长期投入与坚持。

第二个启示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产生更多的“华为”？

华为今天已经变成一个标志性的公司，承载着很多人的期待。给人造成的一种感觉是，华为强则国强。但是，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不能只是靠一两家公司去应对，而是需要从创新体制上进行设计和完善，让国家、企业、研发机构密切互动，使得掌握高端技术的企业能够不断涌现出来。

所以，芯片技术的竞争说到底，是技术创新体制的竞争，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这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有一整套体制机制去推进芯片产业的技术前沿。比方说，国家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对芯片产业进行拨款，强化芯片技术进步所需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人才、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等。美国有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半导体研究公司（SRC）这样的一些企业联合体，去影响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推进研究。还有许多公私部门，包括美国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各类联邦实验室，都在通过多样化的合作推进美国的芯片技术前沿。

长期以来，我国也不遗余力地出台许多政策举措，但效果都不是太理想。因为很多项目都还是从政府部门的思维方式、组织方式去推进，伴随出现的乱象也很多。所以，未来要更关注怎么样在国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推进芯片技术发展的体制机制。

中电科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调试离子注入机。图：新华社

第三个启示是，我们现在光看到是美国卡中国的脖子，让我们技术落后，但是很少想到，美国在芯片技术研发领域也在拼命的往前跑。

比方说，美国半导体研究公司（SRC）的研究。它的一些长期研究计划正在探索可能作为当下主流硅基半导体的替代品。如果成功，其中一项或多项技术可能会对半导体行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这些新兴技术中有许多依赖于半导体硬件和半导体创新的持续进步。正在开发的技术包括量子计算、光学计算、自旋电子晶体管、集成光子技术。还有神经形态（类脑）的计算。从理论上讲，其中一些技术可以比目前半导体技术提供更大的存储、处理和传输能力。

为了获取颠覆性的半导体技术创新，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了许多探索前沿技术的研究计划，如国家战略性计算计划（NSCI）、国家量子计划（NQI）、电子工业复兴计划（ERI）、未来纳米电子学等。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追赶的状态，要缩短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既要充满信心，也要防止盲目的自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