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曾经发动的经济战，都异常精彩。
蒋经国上海打虎
如果由你来治理国家，当有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在民不聊生中获取暴利，你应该怎么去制止这种行为？很多人认为，只要铁面无私的打击奸商，对物资实行限价，就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不服者，杀，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如果问题还没有被解决，那一定是执法者贪腐了，只需要换一个更铁面的执法者就行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异常严重。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法币发行量总额为14亿元，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钞票放在一起，把政府和民间手中的钱全拿走，最多最多就只有14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的发行量达到了5569亿元，相比抗战之初膨胀了397倍。货币超发这么多，物资反而只能由西南一隅供应，而且在战场上被大量消耗，物价不涨那才叫见鬼呢。八年间，重庆物价指数暴涨2133倍，法币的实际购买力暴跌至战前的万分之五，士兵工资能达到的实际生活水平仅为战前的5%，公务人员为9%。相反，红军根据地的物价指数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扎根于农村，吃穿等物资征收和前线供应更有保障。红军穷是穷了点，但穷在钢铁和武器，红军士兵的吃穿住行，比国军士兵居然还要强，而且强很多。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这就是历史，相关的史料研究文章很多。论搞经济，当时的白区远远不如红区。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不顾国统区经济已千疮百孔的事实，丧心病狂的发动了全面内战。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量达到了抗战前的47万倍，上海的物价涨幅达到492.7万倍，法币彻底崩溃。再超发法币也没办法给国民政府带来更高的收入了，因为这玩意没人用了。随后国民政府决定进行货币改革，用金圆券来代替已丧失了信用的法币，即所谓的“金圆券改革”。每300万法币可以兑换1元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这五角钱的金圆券，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值钱的。为推广金圆券，国民政府规定：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全国各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水平冻结。”
当时民间谣传，政府有特殊机器，可以查出藏在墙缝里的黄金和银元，到时会直接没收，吓得百姓纷纷把手中的外汇和金银拿到银行兑换金圆券。上海《大公报》在1948年8月25日报道：
“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
要推广金圆券，就必须要给民众物价稳定的预期，如果物价继续飞涨，那民众宁可冒着被惩罚的危险，也不会把手中的外汇和金银交出来的。
所以物价必须冻结，这是重中之重。但实际上，任何经济学家和商业精英都可以轻易的看出陷入战争困境的国民政府不可能遏制住超发货币的欲望，冻结物价是不可能做成的事情。金圆券改革前许多人上书蒋介石反对这件事，蒋介石本人也知道成功概率近乎于零。但超发的法币已经没有民众认账了，前线即将崩溃，如果再没有财政拨款，大败亏输只在瞬间。而如果能巧立另外一个名目取得民众信任，那还能通过超发货币再募集一波钱，给前方进行最后一次输血。如果打输了，那就输了呗，反正如果不这么干肯定输。但如果打赢了，那一切就都还有翻盘的机会。所以金圆券改革势在必行，不行也得行。 而要获取民众信任，就必须要冻结物价，这是核心前提，而且要迅速取信于民，前线拖不起了。所以蒋介石派出了亲儿子蒋经国去办这件事，太子出马，违者杀无赦。当然，出发前蒋介石没有告诉儿子所有的规划和想法，只让他去上海打击奸商，稳定物价。这种为国为民的好事，一腔热血的蒋经国最喜欢干了，蒋介石也算人尽其用。刚到上海，蒋经国就发布了“告上海人民书”，里面写道：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穿着朴素的蒋经国，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内接待上访的商户和群众，举报一个查处一个，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大老虎都照打不误。
短短十天不到的时间，上海大量的著名富豪和企业家都被蒋经国给抓起来了，包括鼎鼎大名的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被捕入狱。一些冥顽不灵的小富豪，被蒋经国直接下令枪毙。在这样的恐怖威慑下，所有人都害怕了，上海的煤炭大王和火柴大王刘鸿生立刻上缴黄金800条，美金230万元去银行兑换金圆券，刘鸿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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