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请求中国仁慈饶毒贩一命”?这些耻辱记忆告诉你:为什么加拿大毒贩必须判死刑!

作者:我方团队作者张嵚

本文转载自:朝文社(ID:ailishi777)

“已请求中国仁慈饶毒贩一命”?这些耻辱记忆告诉你:为什么加拿大毒贩必须判死刑!

作者|我方团队作者张嵚

2021年8月1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依法维持对加拿大籍毒贩谢伦伯格的死刑判决。某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们顿时来了精神。

“已请求中国仁慈饶毒贩一命”?这些耻辱记忆告诉你:为什么加拿大毒贩必须判死刑!  抗议的25个外交官,唯一 一个亚裔连台面都没给……老“特色”了

几年前谢伦伯格刚落网时,这帮人就各种大放厥词,说什么“已请求中国仁慈饶毒贩一命”,被中国法院花样打脸后,这次他们又上蹿下跳了,一口一个“坚决反对这一残酷且非人道的刑罚”。尤其荒唐的是,近期多伦多街头刚刚爆发了血腥枪击案,受害景象惨不忍睹。可这群“外国精英”们却对自家公民的受害装聋作哑,只为“谢伦伯格先生”的个人权益问题喋喋不休,对这位即将恶贯满盈的毒贩,满满都是“真爱”。
 
其实,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因贩毒被判死刑的外籍犯罪分子,不止谢伦伯格一个。而且只要简单看看毒品给多少家庭制造的危害,更可知“贩毒分子杀一千遍都不解恨”。可这些“西方老爷”们却似乎真不看这个,只关心外国毒贩们的“个人权益”。如此做派,也真让人感叹这帮人生错了时候——如果他们早生百年,活在落后挨打的旧中国,他们没准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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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晚清鸦片战争到民国时代,外国人在那时中国享受的一项特殊权益,正是“贩毒不受罚”
 
  一:罪恶的“治外法权”
 
说到“外国人贩毒不受罚”,这事儿正来自鸦片战争带来的一个恶果:治外法权。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8年,先后有十八个国家,取得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些国家的外国人,因此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罪恶且充满暴利的毒品贸易,也就成了他们中好些人的“自留地”。比如在清末的东南港口,鸦片船只只要悬挂西方列强的国旗,中国方面就无权搜查,美国领事统计,仅1857年这一年,就有六万多箱鸦片被英美毒贩带进中国……
 
如果说晚清年间,清政府挨打挨习惯了,“不敢抓毒贩”算是有原因,那么传说中充满优雅风情,街上“大师”无数,至今叫多少“民国粉”神往无比的“民国时代”,难道也不敢抓外国毒贩吗?答:更不敢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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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准警察也在吸鸦片
理论上说,“中华民国”成立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禁烟法律,还和西方列强签了一堆“禁烟条约”,摆出了严厉打击外国毒贩的姿态。但实际执行就是另一回事了:治外法权仍然在,外国毒贩也就大摇大摆。甚至遍布中国各地的外国租界,都成了外国毒贩的保护伞。特别是这些“租界”,都是自己有法律,外国人即使贩毒,中国方面也无权处置,交给租界后,往往也只是“轻判”,这样一来,在上海北平等地,大批的“烟馆”都在租界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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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外国人贩毒有多嚣张?戏剧大师老舍的代表作《茶馆》里,就有一句经典台词:“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掏出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如此景象,也正是当时北平(北京)“外国毒品”泛滥的写照。在北平的“毒品市场”上,外国来的“白面儿”异军突起,把中国本土的鸦片都打了个稀里哗啦。仅以1934年北平市政府自己的统计,北平城里“吸白面儿”的瘾君子就多达七万人,这还是个缩了水的数字,这其中相当多的人,竟然都是机关里的公务人员。
为什么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因为贩毒的“主力”就是外国人,主要是日本和朝鲜的毒贩,他们依仗着特权,公然从事毒品生意,尤其是北京前门一带,几乎就成了毒窝,且“军警不敢靠近”。许多日本浪人还到处租房开店,公然制毒贩毒,而当地的军警也只能装看不见。在天津,日本和朝鲜的毒贩仗着租界的庇护,大肆建造制毒的“药房”。中国毒贩见状,也纷纷抱起外国毒贩的粗腿,比如天津毒贩陈昆元,就做了日本人的乘龙快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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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补充说一句:前些日子许多网络平台上,不少“网红”表示要穿越回民国做“军阀姨太太”。但在民国时代,军阀们就是勾结外国势力贩毒的黑手,“军阀姨太太”们大多数也都成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所以说这事儿,最好还是不要“尝试”。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成了联合国五常,与德日等国的不平等条约早已废除,该对“外国人贩毒”严打了?美国人又成了贩毒的新力量,大批的毒品被美军士兵甚至美国商人以“药品”的名义贩入中国,中国的毒贩甚至国民党的政要,也与之勾搭连环。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外滩打着外国国旗的客轮,可以公然运毒贩毒,名为“抗疲劳素”的外国毒品,在民国“精英”间大肆泛滥,仅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全市就有65个行业从事毒品买卖……
 
可以说,正是今天个别“外国政要”们碎碎念不已的“在华特权”,把当年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毒品泛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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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早期,国民党拍拍屁股跑了路,留下的却是触目惊心的“毒摊”:以1950年的统计,全国有吸毒人员两千万人,贩毒人员更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且形成了严密的组织链条。许多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竟都被毒贩拉下了水。比如西南军区某位科长就曾与云南毒贩勾结,先后六次把毒品贩卖到重庆谋取暴利。建国初的衡阳铁路局一地,竟被查出2000多贩毒人员。昆明、贵阳等城市的烟馆,更多达上千家。不把这“毒摊”扫清,新中国谈何“站起来”?
 
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和国家的态度也只有一个字:打!
 
  二:彪炳史册的“零容忍”
 
1950年2月24日,随着《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向全国发布,新中国一场重大“战役”——禁毒战役,就此开始了。
 
这以后的两年里,国家有关部门打出了旧中国时期从未有过的铁拳。首先是“铲烟运动”,专门派出工作组,到各个鸦片产地铲除烟苗,特别是在西南各省,肆虐当地近百年的“烟地”,两年间几乎被全数铲平。更残酷的斗争是“禁贩”,全国各地的鸦片团伙,开始了极其猖狂的反扑。在西南地区,仅1950年一年,就爆发了“烟毒案”上万起,在南京当地,两年时间里爆发了“烟毒案”上千起。这是一个与解放战争同样艰苦的战场。
 

“已请求中国仁慈饶毒贩一命”?这些耻辱记忆告诉你:为什么加拿大毒贩必须判死刑!

而在当时,“禁毒”的较量也曾出现波折,比如在南京,一些毒贩就勾结外国势力,从香港到广东再到南京,形成一条地下运输线。镇江的一个大毒贩,直接控制着全国300多家中转站。这些猖狂的贩毒组织,也都被人民政府的铁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一砸毁。
 
这场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到1950年11月底,全国范围内共查获36万多毒贩,800多罪大恶极的毒贩被处决。甚至还查获了火炮机关枪等各式武器。肆虐中国上百年,曾经在中国大小城市随处可见的“烟祸”,终于被基本铲尽。虽然在今天,不少的“海外精英”们,还在为这场运动里毒贩的“人权”喋喋不休,但放在人类缉毒史上,这堪称一个无可争议,且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已请求中国仁慈饶毒贩一命”?这些耻辱记忆告诉你:为什么加拿大毒贩必须判死刑!
看过这场残酷的斗争,相信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依然对毒品犯罪,保持着零容忍的态度。因为那些“外国精英”们口中的“毒贩人权”,却是上个世纪的中国民族,曾经字字泣血的伤痛。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站起来”,且“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我们讲话”的中国,胆敢践踏中国法律,毒害国人的“外国先生”,必然也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参考资料:《中国禁毒史料》《屈辱的岁月,奋斗的征程》《近代毒品贸易与外人在华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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