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驻印度的使领馆总共发出了大约18万份赴华签证。
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涨到了28万。再看2026年前五个月，已经签了45万到48万张，同比涨幅已经超过了150%。
这不是那种慢慢渗进来的过程，也不是一点点增加，而是一次很集中的涌入。
广州、义乌、深圳这些地方的街头变化，也不是大家看花了眼，更不是什么视觉错觉。
现在最常见、也最流行的一套说法，大概是这样：印度人来中国，是因为欧美那边不要他们了，中国就成了一个退一步之后才会选的地方。
这个话里藏着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中国像是在接别人挑剩下的。这个说法，乍一听，好像是在批评印度人，不过往深一点看，它更像是在主动把自己放低。它先默认了一个全球人才流动的鄙视链，然后又顺手把中国放到了靠后的那个位置上。
可这套说法的问题，不在于它带着什么情绪，而在于它讲的那套因果关系，从根子上就对不上。
来义乌的那些印度商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被欧美拒签了，才临时改道跑到这里来的。他们会来这边，是因为这里有全世界最密集、最完整的小商品供应链。也是因为，在义乌一个市场里就能谈下来的货，在印度本土，可能要跑十个城市才能勉强凑齐。
来广州的技术人员和采购商，同样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看中的，是珠三角那套制造业配套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很难找到能直接替代的地方。这是很直接的商业逻辑。不是所谓人才市场溢出来的副产物。把这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硬放到一起讲，就是拿一个本身就不对的框架，去解释一个真的存在的现象。
不过，另一套说法，同样也站不稳。
每次只要有人对印度人聚集这件事表达不舒服，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直接下判断，说这就是排外，就是偏见，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这种反驳的问题就在于，它把所有不满都一股脑归到情绪上面，然后再套一个道德标签，讨论也就到这儿为止了。
义乌那些商贸纠纷，不是情绪。2011年底，义乌有16家商户，被两名印度商人拖欠货款，将近1200万元，其中有一家做水钻生意的经销商，损失特别重。这也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例子。多年来，在义乌市场涉外商事纠纷里面，赊销模式再加上部分外商失联，这种组合是一遍又一遍反复出现的。
深圳在2025年11月查封了37家由印度人设立的空壳公司，这些公司的运作路数也不复杂，就是花几百块钱注册皮包公司，再拿这个去申请工作签证。这是什么？这就是制度漏洞被成体系地利用了。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文化差异就能带过去的。
把这些很具体、也都有记录可查的问题，直接说成是「偏见」，就是在拿一个看上去很正确的词，绕开一个真问题。
真正该追着问下去的，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一下子集中冒出来。
答案不在印度人本身身上，而是在签证政策的节奏上。这几年，中国对印度公民入境便利化的动作，是一路往前加快的：取消预约，减免签证费用，免采指纹，恢复直航。到了2025年，中印之间的直飞航班，也已经从每周30班增加到了150班。可另一边呢，印度一直到2025年7月，才恢复向中国公民发放旅游签证，而且门槛还是不算低，申请的人还要提交余额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流水。
一边是闸门开得很大。另一边，是对等管控没有跟上。再加上执法响应又总是慢半拍。空壳公司的那些套路，早就在网上公开流传了，甚至还有外网博主专门教老乡，怎么先拿旅游签证入境，再想办法留下来。这类内容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面才慢慢引来清查。你说这制造的是什么，是单纯的排外情绪吗？不是。就是很现实的管理真空。
民间那些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管理真空的反应。不是单纯冲着印度人这个群体去的。
这个区别，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决定，后面到底该怎么处理。
如果问题是偏见，那处理办法就是教育，就是包容。如果问题是管理真空，那处理办法就该是规则落地，是政策对等。可要是把后面这个问题，硬按前面那个问题去处理，会怎么样？结果就是，什么都解决不了。再说了，还会让那些本来守规矩、正正当当做生意的印度商人，平白去承受本来不该由他们承受的敌意。
义乌市场里，一直都有大量长期在这里经营、而且口啤也不错的印度商人。来自印度的检察院受访商人尼罗斯，也公开表达过，他认可义乌这个地方的法治环境。这些人的存在，反过来刚好说明了一件事，问题从头到尾都不是国籍本身，而是规则到底有没有被执行，漏洞到底有没有被堵住。
广州现在已经开始整治非法滞留了，举报非法用工，最高还能奖励五万元。这个方向没有问题，是对的。不过，整治的力度，和前几年签证便利化推进的速度之间，确实还摆着一个很明显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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