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

这四个字，我们有阵子不提了，因为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很多人已然对这个词充满了偏见，甚至认为它不过是一种粉饰的话术。

其实，恐怕很多人都没搞清“多难兴邦”到底讲的什么，“兴邦”的从来都不是“难”本身，也许只有当真正触摸中华文明那根跳动血管的刹那间，才能体会到这个词的内涵和震撼，以及面对这多灾多难的土地，最深沉的感动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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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河南郑州以及周边几个地市遭遇“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一天下了全年1/3的量，瞬间街道成为河道，城市变成汪洋，洪水冲入地铁，水库遭遇险情。

截止目前，河南省已统计58位同胞不幸罹难，5位同胞失踪，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眼下，郑州市区已经迅速退水，进入灾后恢复，但极端降雨又袭击了黄河以北新乡、安阳等地，2小时降水甚至记录超过郑州，汛情危急，不断屠版历史记录。

河北、山西、陕西，各地纷纷传来洪水消息，一列列军车、一批批志愿者如战争开打，开赴灾区，奔赴前线堤坝。

而此次河南暴雨的元凶，台风“烟花”即将登陆闽浙沿海地区，未来洪水考验更加严峻，防汛形势不由得半分松懈。

恰恰此时，那些熟悉的声音来了。

由于暴雨陡降，通讯不畅，前期一片混乱，民众自顾不暇，被困在家里，困在单位，困在地下车库，甚至与汽车一起堵在隧道中，面临生死考验。

其中最让人担心的，便是被彻底淹没的京广路隧道。

由于地势低洼、涨水凶猛，一些人刚进隧道就调转车头逆行开出，而隧道里很多人只能弃车逃生。

面对大雨后被整个灌满的隧道，所有人都在期盼不要再有坏消息了。

当几台大型龙吸水日夜工作、紧张搜救时，刺耳的杂音再次响起，而且越来越夸张。

还有人信誓旦旦表示住在旁边，连多少辆车堵在里面都数清楚了，活脱脱又一个“中国北方人”。

实际上呢？！

令无数人揪心的京广路隧道，其实有京广南路隧道和京广北路隧道之分，一共长四公里左右，而京广南路在7月20日上午已经管制封闭了。

如下截图：

郑州交通广播公众号7月20日文章

剩下的京广北路隧道，也就是各平台传得最多，车辆被淹得最严重的地方。

实际上，这条隧道有多长呢？

下面这段2019年的视频全程记录了通过过程，时长一分半，车速大概25km，总长度1.8km。

仔细看视频，中间还有匝道口出地面。

这个长度下，雨水倒灌下逃生的确惊险万分，但难度远没有网传的那么夸张，更不可能有几千辆车、上万人困在其中。

下图是当天隧道中端的匝道，撤退民众回头拍摄的隧道内场景，车辆不是很多。

隧道内淹水的的视频也能看出，当时车辆排列并不密集。

截止7月24日，经过三天3天的抽水搜救，30万立方米的积水已经差不多排空，剩下大量淤泥。救出了的涉水车“不到三百辆”，目测隧道内已经没有其他车辆被困。

人员上，已经确认四名不幸同胞的遗体，搜救还在继续。一位叫李平的搜救人员表示“现在还不敢说一定没有”。

总算，这个结果让所有人在为遇难者感到不幸的同时，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几天，与疯狂传播“隧道五公里”的误导信息一样，大量禁不起推敲的所谓“质疑”就一直没有停过，而且谣言之间相互印证，被人找证据推翻了，又换个说法继续散布阴谋论。

比如，公知们擅长的“城市内涝”问题。

从7月20日起，微博上就陆续有大V提出质疑，郑州内涝严重，是否与城市排水系统失灵有关。随着附和声越来越多，某大v就挖出了郑州式的“海绵城市”建设旧闻，捕风捉影500多亿建设的“海绵城市”建设资金有猫腻。

这里所说的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指的是通过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雨水花园等设施，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块下雨时吸水，干旱时出水的海绵，两全其美，岂不妙哉。

作为河南省“海绵城市”的试点城市，按照郑州市城建局的说法，全市目前共计消除易涝点125处，消除率77%。

但此次暴雨灾害，一天降了常年全年1/3的雨量，不但是郑州“海绵城市”原本设计应对降水量的十倍，更超出了“海绵城市”的理论范畴。

出处水印

很简单，“海绵城市”的设计是既要吸水，也要储水，还要放水。

如果这个完全自我调节的系统能够短时间吸收掉这历史性的极端大暴雨，到了放水的时候，岂不是要淹掉整个城市？

实际上，持续多天的大雨停止后，有网友就表示：“郑州雨停后水位退得很快，海绵城市是有效果的。”

要知道，当下郑州整个“海绵城市”规划进度才刚完成22%。

有问题当然要质疑，但在事实摆清楚之后，不依不饶，胡搅蛮缠地把矛头指向同样被暴雨搞得措手不及的郑州市政府，那就要说道说道了。

上来就是莫名其妙优越感夹杂着阴阳怪气，这不是只是几声噪音，几乎同时一些外媒也闻风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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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BBC中文网在推特上发布关于郑州暴雨的新闻，却特意点出“郑州曾投入逾500亿元人民币建设海绵城市”，阴阳怪气道：“一场暴雨似乎打破了这个神话。”

为什么说BBC阴阳怪气呢？

因为在中国，比之谣传多年深入人心的“德国下水道神话”，此前压根没什么人提过什么“郑州海绵城市神话”，BBC明显就是想蹭着郑州暴雨的热度，为德国人打一波隔空“舆论战”。

美国媒体MSM（直译：主流媒体）干脆开启了大型双标：

上下对比：德国洪水就是气候变化，中国洪水就是政府失职

此前的7月14日，一场世纪洪水突袭德国、荷兰、比利时等等西欧国家，还刷新了历史日降雨最高记录。

德国气象局发言人称，“说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都轻了，这是一场或许一千年都没发生过的洪水。”

但这场的德国人“千年一遇”的暴雨有多大呢？

一天 24小时下了154 毫米的降雨，竟然高达郑州一小时降水量的3/4，全天降水量的1/4。

但后果却极其严重。仅仅在德国西部地区，洪水就造成172人死亡，一度还有1300人下落不明。

如今中国郑州遭遇暴雨，英国、美国媒体着急忙慌幸灾乐祸的时候，一向对华不友好的德国之声中文网反倒出来打了BBC的脸。

德国之声采访的一位德国锡根大学的洪涝专家严森（Jürgen Jensen）认为：

“一直开着水龙头都无法造成这么大的降雨量。基本上就是天空出现了一个不间断的水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排水系统能应对这样的情况。”

德国联邦环境部降水与地表问题专家莱兴贝尔格（Jörg Rechenberg）博士也说：

“毫无疑问，此次郑州的降雨量当然是巨大的。很容易就达到一个城市排水设施的处理上限。”

对于BBC所关注的中德灾害对比，德国之声此文也给了正面回应。

严森承认，从降水高峰期的数据来看，此次河南郑州地区暴雨的级别确实远高于德国上周的暴雨。

当然，这里的报道也没忘了加一句前提：“如果中国官方公布的降雨数据属实”，老阴阳人了。

其实，文章最后的中心思想还是为德国开脱。

比如，借专家之口，尽量模糊双方对比，表示很难说清楚多大降水量与灾难性洪涝灾害的威胁，认为从地形上看，德国暴雨地区多山，雨水不能扩散，与郑州的洪涝灾害没有可对比性。

最后，如何应对这些极端天气，两位德国专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严森认为，尤其是对于城市规划方来说，事先预留出更多的缓冲地带，减少密封面积——比如柏油马路和大型建筑群，让洪水能够迅速被地面吸收。

另一位官方专家则表示，做好更加优化的排水规划至少能减少这类极端降雨所带来灾害的级别，比如更加重视防洪缓冲区的建设，包括自然的泄洪区和人造的地上地下泄洪储水管道系统。

这里德国专家们的意见，代表着德国或者说西方多年来防洪思路在近20多年里的转变。

中国人一般认为，防洪必须采用堤坝、水库等等大型基础设施，比如：

这个:

这个：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中国特色”西方不稀罕，其实德国人也曾是高堤、大坝的爱好者。

1897年夏天，德国连降大雨，水灾席卷多地，山洪把德皇在阿尔卑斯山的避暑圣地都给淹了。当时的德国人认为，山洪暴发太凶猛，风雨不可控，只能在山区建设大量蓄洪/削减洪峰的水坝。

1900年《普鲁士防洪法》问世，德国人一口气兴建了14座水坝，各种水利工程设施也在全国遍地开花。

1902年，德国水利工程师奥托·因策用一个比喻总结了当时的防洪思维：

在对付水量很大的河流时……必须将水引入精心选择、人类能够战而胜之的战场。与自然力作战的战场应该是大型水库。

理论上，对付洪水应该是两条腿走路：

一是通过堤坝、水库等等基建工程措施，把洪水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最好是不淹掉任何城市、村镇；

二是通过“海绵城市”、非密封路面、下水管道等等措施，使得洪水即便淹来，也可以最大程度止损，并且快速退水，恢复生产生活。

两条腿走路，才能够稳当，这才是真正的“防洪神器”。

然而，近一个世纪后的1998年, 第十二届欧洲莱茵河流域部长级会议给出了一个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答案——《莱茵河防洪行动计划 (1998—2020) 》 。

莱茵河流域国家

这个计划总经费高达123亿欧元，但工程措施（比如修水库、修堤坝）仅占总投入的五分之一, 其他主要都是非工程措施（比如洪水预报、海绵城市、河道生态等等）。

为什么德国人要废掉自己百年来的强项，放弃水库这个主战场呢？

2021年遭灾的科隆地区防洪中心主任莱茵哈德·富格就认为：

“防洪墙修那么高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完全依靠加高堤防来防止洪水灾害是不可取的，堤防修得太高，也不能抵挡特大或者超大洪水，反而给人带来‘安全’的假象，使沿河地区人们难于认清所处的洪水危险, 也不知道如何应对突发洪水, 导致更大的洪涝灾害损失。”

熟悉吗？

这类观点有点像是疫情当初，一些人的消极防御观——与病毒完全隔绝不利于长期共存，放弃防守，学习“群体免疫”才是最佳办法。

为什么呢？体制问题。

真正有效的措施（比如封城、泄洪、修水库），都面临相互扯皮的窘境，谁也不愿意吃亏，谁也不愿意合作罢了，只好硬着头皮，尽量处理自己这一块地方的洪水。

美其名曰：与洪水共存。

所以，那份《行动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仅剩的那点基建工程的建设也没有落实到位。

在萨克森州，在一座叫格里马的小城市，2002年时老城区遭到洪水破坏，市政局决定修建一堵带闸门的防洪墙，让水进出，欧盟还帮忙出钱。

结果，有人就把这个项目告上法庭，说防洪墙太丑，影响市容，结果该项目被拖到 2007 年才开建， 2017 年完工，导致2013年该地再次被洪水暴虐了一遍。

谁能想到，中国公知们把“德国防洪神器”吹得震天响，德国人自己却连这也懒得搞了。

整个萨克森州，2002 年洪水过后就规划了 350 个项目，到了2013年，仅完成了 80 个。

此外，西方一些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把堤坝、水库看做破坏河流生态、引发自然灾害的恶魔，把人类看做灾害的元凶，不但不让修防洪设施，还在继续防洪的时候，更加肆意破坏水坝。

德国政坛今天最活跃的绿党，便是靠这着这股绿色生态的政治思潮起的家，自然也对水坝、大堤没好感。

2013年，德国东部遭到洪水围困时，一个自称“憎恨德国的洪水旅”的组织，就直接公开表示，已经摧毁了萨克森-安哈特州的两处堤坝，还要破坏另外的三处。

但阻挡基建施工的远远不止“环保”分子，因为防洪堤坝等等公共设施往往抬高地下水位，让土地贬值、影响房地产和经济开发，所以很多地方的防洪公共工程寸步难行。

即便民众不反对，联邦制的德国，16个州之间对于堤坝建设也是相互掣肘，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想吃亏。

2013年的时候，马格德堡市的洪水就非常严重，上游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修了更高的堤坝，避免了自己被淹，却让更多的洪水涌入了临近地区。

这种情况在各自为政的德国各州间非常普遍，比如，勃兰登堡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界限是易北河，结果前者的堤坝比后者高 80 厘米，涨起水来，自然就往一边蔓延。

各州扯皮的后果，最终就是所有人都默认修堤坝、修水库是个费钱却低效的事情。

不但德国内部如此，欧洲各国间也是一个相互扯皮。

荷兰位于莱茵河入海口，在德国的下游，由于地势极低，而且经常面临海水倒灌的危险。

如果上游的德国人不断加固水坝的话，荷兰本来就严峻的洪水局面更加难以控制，所以只得让德国放弃加固原有堤坝，而且还要把堤坝后移，拓宽河道，降低水位。

这也就意味着，德国政府不但要重新修一道堤坝，还要征收沿河的农田土地，不出意料遭到大量反对，项目推进寸步难行。

德国的堤坝没修好，荷兰也没减少上游来水，等洪水一来，所有人都遭殃。

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各自为战、四分五裂，德国乃至欧洲的防洪工程根本无力推进，只好在“绿色环保”的政治正确下，把“非工程类措施”放在了主力位置，直接废了一条腿。

所以22年来，这项《行动计划》一边推进，德国的洪水灾害不降反增，最终在2020年的截止日刚过，就迎来了本次历史性人员伤亡的灾难。

甚至，还为欧洲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欧洲洪水预警系统 (EFAS)，相互推卸起了责任。

德国地方抱怨自己组成了危机应对小组，但完全没有预料到洪水会达到这样的规模。欧洲的气象专家则认为系统早在前一周的周五就已有预报，而且是最高级别的紫色暴雨预警，提示河流水位即将暴涨。

当警报到达地方，当局主要就是给居民的手机发消息，完全没有组织政府人员力量动员民众避难，更没有人挨家挨户敲门，让民众疏散逃离。

用咱们熟悉的话总结下：没有基层组织能力！

至于其他下水管道、非封闭土地、海绵城市之类花大价钱打造的、保持美观整洁的“非工程措施”，在突然的狂风暴雨面前，自然是只能干瞪眼，一点用都没有。

英国雷丁大学水文学家克洛克（Hannah Cloke）教授曾参与过该预警系统的运作，她在Politico杂志上撰文，认为预报没有问题，是“制度性的重大失败”，批评德国缺少一个全国性的洪灾应对手段。

没有没有身先士卒的领头人，没有相互协调的各地政府，没有动员组织起来的人民，吹哨人吹得再响，又有什么用呢？

一条莱茵河从上游到下游，串连接起无数可能一辈子都见不上一面的人。

洪水一来，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却各奔东西。

3

20世纪的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魏特夫（1896~1988）提出了“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中国则是一个“水力帝国”，统治者通过控制至关重要的水资源，给予政府控制人们生死的权利，从而产生东方专制主义，而中国正是这一特征的集中反映。

的确，魏特夫看到了中国社会形态与“治水”的表面关系，但却无法真正体会“治水”二字的沉重，更没有感受过近二十年来，欧洲人在洪水、疫情面前，因为四分五裂而束手无策的场景。

洪水与疫情最大的相似点在于，“团结”是一切的前提，是自上而下的权威与自下而上的信任两者合二为一的相互过程。

中国古人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每一年的洪水到来，从地方到中央，都是一次载舟与覆舟的抉择，都是现世报，糊弄不过去。

民众在灾情面前的不信任，比任何四年一次的选票都要真实可信。

为什么咱们自己遭灾的时候，要回头谈德国洪水的问题呢？

因为这是一面参考的镜子，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参考，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未来抗洪救灾体系发展的方向。

通过这面镜子，我们才能够明白自己今天习以为常的那一列列挂着横幅、奔赴灾区的车队，那一批批主动爬上卡车的普通人，那一幕幕群众夹道慰问送前线的场景，到底有多珍贵。

以及，那些趁乱随口造谣，而不是严谨求证，甚至别人摆出证据后，还死鸭子嘴硬的人，到底有多么可恨。

团结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中国腹地位于温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洪涝等灾害之频繁严重，贯穿中华文明的整个历史。

只要大陆板块不变，年年洪涝年年治水，就是中国人永恒不变的命题，也塑造了中国人以“团结”为本色，从最基础的家庭一直延伸到国家的社会体制。

但在欧洲专家眼里，只剩下了“专制”二字。

西欧地区大部分是温带海洋性气候，一年到头雨水充沛，极端天气却不多，对于中国人而言，可谓长年风调雨顺。几千年来，人们没有被周期性天灾逼着团结在一起，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一直是散装结构，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能够凝聚在一起。

进入20世纪，随着工业化带来社会聚合程度提升，以及自然环境被人为改造后短时间无法适应气候环境的变化，德国人自己也开始体会到了什么叫“多难兴邦”。

2009年，德国一位女主持就写了一本书《总理爱雨靴》，副标题：政治是如此运作的，讲的是政治家如何利用自然灾害展示自己的执政能力，以此赢得民心和选票。

说的是，2002年的联邦议会大选，各派丑闻缠身，时任总理施罗德靠着赴抗灾第一线，紧急宣布应急措施和纾困计划，赢得先机，成功连任。

无独有偶，40年前，声望颇高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是因为在1962年汉堡飓风袭击中的果敢表现而扬名全国，成为最受欢迎的领导人。

从此，德国的政治家们每逢洪涝都穿着雨靴在灾区穿梭，呼应着灾难中的民意，搜罗着珍贵的选票。

但欧洲的气候条件下，通常不需要长年经历如生死考验般的洪涝灾害，远远不足以把欧洲团结起来，依旧是各管各的。

所以，才有了今天以“工程师闻名”的德国人，不得不舍弃需要协调河流下上各地利益关系的大坝与河堤，转而依赖看似高大上，实则向洪水投降的所谓“与洪水共存”的理念。

而装模作样的德国政客们也只能收获“雨靴政治”的戏谑。

但对于中国人而言，任何方法与神器，只要能够减轻灾害，管他公知吹得还是德国人无奈的，我们都想方设法去学习，甚至必须更好，而且既要高堤大坝也要“海绵城市”。

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战胜洪水，不是因为一艘神迹加持的船，而是一代代血泪经验的积累。

一切纷争，在年复一年的灭顶天灾面前都不值一提，一切虚妄，在这片见惯苦难的土地上都会原形毕露。

大禹治水，距今大概四千多年，现代在长江下游发掘的良渚文化，也不过5300年。

茫茫史海，谁也不知道，被淹没、灭绝在长江、黄河滔滔洪水中的文明火种，到底有多少，才孕育了今天的中华文明。

说到底，“多难”本身并不“兴邦”，真正兴邦的，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从小家到大家，在经历一遍遍灾难考验后，从骨子里所向往、期待、寄予重托，不容任何人、任何谎言亵渎的“团结”。

这正是中国人最神圣的契约。

参考资料：

Flood Prevention in Germany – What Now?

13 JUNE, 2013 BY RICHARD DAVIES IN EUROPE

The Dutch solution to floods: live with water, don’t fight it

论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博客中国 方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