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尼斯到元上都：马可·波罗也走出了一条丝绸之路

作者：郭晔旻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7月下，原标题为《从威尼斯到元上都：行走在13世纪的丝绸之路》，有删节

公元1271年的夏天，马可·波罗与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叔叔马菲奥·波罗3人来到地中海东岸的阿卡港（Acre，在今以色列北部）。

位于以色列北部、地中海东岸阿卡港，十字军时代的遗存。1272年，马可·波罗与父亲尼古拉·波罗、叔叔马菲奥·波罗三人怀揣教皇给忽必烈的回信，从这里启程去往东方

当时，随着延续两个世纪的“十字军运动”进入尾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据点相继失守，阿卡已经成为基督教势力盘踞下的一座孤城（最后于1291年失陷）。罗马教廷驻当地的大主教写了一封回信托他们带给忽必烈。谁知他们刚刚离城，就听到了特巴尔多主教当选为新教皇的消息（1272年3月27日即位），3人赶忙回来晋见新登位的特巴尔多——也就是格里高利十世。这位教皇委派名叫威廉和尼古拉的两位教士随马可·波罗一家去见元朝皇帝。

绕道而行

5人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位于波斯湾北岸的忽鲁模思港（今伊朗霍尔木兹）。从地图上看，从阿卡港向东穿越“肥沃新月”地带是最快捷的路线。但当时的形势却不允许马可·波罗一行选择这条捷径。自从艾因贾鲁特（Ain Jalut）战役（1260）力挫蒙古人西进锋芒之后，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就成为蒙古人无法征服的敌人。双方军队在叙利亚一带的对峙令这里变成了无法轻易穿越的前线。马可·波罗等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往北绕一个大圈，借道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王国（在今土耳其东南部一带）与罗姆苏丹国进入蒙古人的领地（即伊利汗国）。

从阿亚斯往北进入小亚细亚高原腹地就进入了罗姆苏丹国。《游记》提到该国的3个主要城市：都城科尼亚及西瓦思（锡瓦斯）、凯撒里亚（开塞利）。从地图上看，如果去科尼亚明显是舍近求远，除非威尼斯人要去拜访苏丹。小亚细亚高原东北部是亚美尼亚本部，波罗家族从阿儿赞干（即土耳其埃尔津詹）入其境，经阿儿疾隆（即土耳其埃尔祖鲁姆）、阿儿疾利（今凡湖以北的土耳其埃尔吉什）进入伊利汗国。

伊利汗国的京城设在帖必力思（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马可·波罗对当地丝绸手工业评价很高（“价高而奇丽”）。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东西往来要道，帖必力思也是座繁荣的商业城市。《游记》说，“货物从许多地区运到这里。说拉丁语的商人特别是热那亚人去那里购买外国商品。” 马可·波罗没能看到的是，30年后，在合赞汗（伊利汗国最杰出的统治者，1295—1304年在位）统治下，帖必力思的繁荣更上一层楼，全城四围从6000步迅速扩展到25000步，一度成为世界性贸易的集散地。

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帖必力思）的集市区屋顶，该集市区在13世纪时已十分繁荣，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马可·波罗对当地丝绸手工业评价很高

无奈马可·波罗家族重任在身，无法在此多作盘桓。从帖必力思出发，他们一直朝东南方向行进，路经今天加兹温、伊斯法罕以西直到失剌思（即伊朗设拉子）。然后转向东北行，经耶思德（即伊朗亚兹德）又折向东南行至起儿漫（今伊朗克尔曼）。起儿漫是伊朗高原东南部的重要城市，盛产玉石和优质钢铁，在当时亦相当繁荣。“自此起儿漫城骑行七日，道上城村及美丽居宅不绝。”马可·波罗对起儿漫山中所产的猎鹰赞不绝口，认为它是世界最良之鹰，“其飞迅捷，捕捉时无有飞鸟能免”。后世也有人说，这种猎鹰竟与良马同价。年轻的马可·波罗看来很享受鹰狩带来的快乐。因为《游记》明白写着，“所以旅行甚乐，亦可携鹰行猎，其愉快不可言状”。

可惜在这趟旅行里，愉快的时候恐怕不多。伊利汗国草创，加上兵连祸结，国内秩序并不稳定。“若商人武装不足，则人尽被杀，物尽被掠。盖有时商人防备不严，悉被杀害也。”马可·波罗本人也在哈马底（Camadi）遭遇盗贼夜袭，“赖天之佑，得脱走”，“然同伴尽没，仅有七人获免”。好不容易，他们才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波斯湾的重要港口忽鲁模思。

这幅插画中出现了伊利汗国三代君主：骑在马上的是第二任君主阿八哈，马前站立者是他的儿子阿鲁浑，怀抱着年幼时的合赞

弃海从陆

忽鲁模思坐落在海滨平原之上。初来乍到的波罗一家在忽鲁模思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游记》记载：“其地天时酷热，居民不居城中，而居城外园林。（因为）园林之间，水泉不少。”这也难怪，到过当地的其他旅行家也说，“此地夏季有二异事，其一事则田野皆焦，如同火焚一般。其一事则早晚地热所发扬之雾气布满地面，五十步外毫无所见，如同见有海湖般。”而根据现代气象资料，当地在夏天的气候非常炎热。38—39℃只能说是稀松平常，最高居然到过49℃。为了躲避酷热，当地人一旦发现热浪来袭，立即就要避入水中，“仅露其首，俟风过再出”。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其热度之大，不知防御者遭之必死”。

马可·波罗一家是去出使，不是去送命的。眼看忽鲁模思的海船如此弱不禁风，他们只得弃水从陆，改道从陆路东进。

位于伊朗北部山区的阿剌模忒堡遗址，于1256年11月被蒙古军攻下。在《游记》里，马可·波罗没有忘记向读者介绍盘踞此处的“山中老人”（阿萨辛派）的可怕传说

所谓“山中老人”就是“阿萨辛派（Hashashin）”，因为他们活动在今天伊朗北部的里海南岸山区，领导人又多称为“谢赫”（阿拉伯语中既指年龄较长之人，同时也有长老、领导人的含义），故有此称。《游记》说，“山中老人”在山谷中建立了一座大花园，装饰有无数金银珍宝，到处有管子流出美酒、蜜糖、牛乳。园中多是美若天仙的少女，能歌善舞。“山中老人”又在山上蓄养了一批幼童，从小就教导他们，为教主而死，可以上升天堂。待他们长大之后，在饮料中放入迷药，在他们昏迷时抬入花园，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一段时间后再将其麻醉后送出。这些青年在花园时纵情声色，已确信自己身处天堂。为了返回天堂享乐，遂在宗教热情的驱使下被培养成为视死如归敢死队，沦为“山中老人”的暗杀工具。据说大名鼎鼎的萨拉丁也两次险遭“山中老人”派出刺客的暗算。到了13世纪，利令智昏的“山中老人”甚至向蒙古高原派出刺客，妄图行刺大汗。

这纯粹是自寻死路。“蒙哥合罕便于牛年（1253），派遣……兄弟旭烈兀汗，前往大食地区讨伐邪教徒。”面对蒙古的西征大军，“山中老人”手下的门徒无力抵抗。1256年11月，“山中老人”的巢穴，也就是马可波罗提到的阿剌模忒（Alamūt）被蒙古军攻下，“无少长悉行诛戮”。蒙古军一路征战，屠戮不少，恐怕这是其中最得人心的一次。《游记》就总结，“山老及其部众并被屠杀。嗣后不复有其他山老，盖其恶贯已盈矣”。

而现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也说，“这是蒙古人对于当时的治安和文明带来的一种极大的贡献。”

丝路见闻

马可·波罗一行继续东行，过撒普儿干（今阿富汗希比尔甘）抵达巴里黑（即阿富汗巴尔赫）。撒普儿干出产的甜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里黑是伊利汗国（《游记》称为“东鞑靼”）的东界，波罗家再往前走，就进入了中亚。中亚的核心地区是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可惜马可·波罗并未亲临此地，因此在《游记》里只能加入一段聊胜于无的河中名城撒马尔罕“灵迹”记述——而无缘品尝此地出产的“金桃”了。

之所以留下这样的遗憾，这是因为当时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这两个蒙古国家正处在战争状态。1270年，觊觎伊利汗国土地的察合台汗八剌悍然进兵呼罗珊，结果在赫拉特会战中遭遇伊利汗阿八哈迎头痛击，仅带着5000残兵逃回。作为报复，1272年阿八哈派军侵入察合台汗国，劫掠河中的希瓦等地，次年又攻入中亚名城布哈拉，纵兵一周，“居民之未能逃走者多被屠杀，伊利汗国的军队带回波斯的俘虏达五万人之多。”

既然两国关系如此剑拔弩张，波罗家如何敢于以身涉险？因此，他们循汉代丝绸主路南道朝东方进发，来到今天塔吉克斯坦的巴达赫尚地区，再往东走，就是帕米尔高原的瓦罕走廊了。

帕米尔高原人称“世界屋脊”。《游记》对此有着相当形象的描述，“不见草木人烟，仅见荒原”，“其地甚高，而且甚寒，行人不见飞鸟。寒冷既剧，燃火无光”。而且由于海拔高气压低，“所感之热不及他处，烤煮食物亦不易熟”。马可·波罗在荒无人迹、空气稀薄的高原上，骑马行走了12天，可以说吃尽了苦头。唯一能够苦中作乐的是，喷赤河谷与瓦罕河谷风景很美，栖息着众多水禽（与玄奘所述相同），还有大角山羊。

随着向东行进的步伐，马可·波罗一家结束了他们的西域之旅，进入河西走廊。

抵达上都

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是沙州，也就是因千佛窟驰名的敦煌。《游记》还称呼此地为“唐古特”，显然是因为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1038—1227）长期占有此地的缘故。不过在西夏兴起之前，这里曾是“归义军”的地盘。公元9世纪中期，张议潮趁吐蕃王朝内乱，起兵反抗吐蕃人的统治，一度尽有河西十一州之地。随后他派自己的兄长张议谭带着十一州图籍到长安面见唐宣宗，令河西重归中原版图，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能够以一己之力，实现“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实为晚唐年间的一大壮举。

直到马可·波罗到来时，沙州城里的风土人情仍与中原汉俗相差无几。对于初次来到东方的马可·波罗来说，当地人习以为常的风俗却足以令其感到惊奇不已了。《游记》不厌其烦地描述沙州居民“虔诚大礼供奉”佛像（偶像）的情形，“当时凡有子女者，为偶像蓄养一羊”。每到年终或佛教节日，“蓄羊者挈其子女携羊至偶像前礼拜。拜后，烤煮羊肉使熟，复礼奉之于偶像前陈之。礼拜祈祷，求神降福于其子女”。应该说，马可·波罗的注意力是很敏锐的。因为《游记》里甚至记录下了这样的细节：“供奉既毕，取肉还家，延亲属共食。”

沿着河西大道，波罗一家通过肃州（今酒泉）来到了甘州（今张掖）。当时的甘州是一座大城，“最大而最尊”。离开甘州之后，向东骑行五日，马可·波罗等来到了凉州。

走出河西走廊后，马可·波罗一行进入了他称之为“天德国”的地方。这个名字显然来自辽设置的“天德军”，大致在今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在当时是信仰景教的汪古部领地。

《游记》里记载，汪古部“国王皆尚主，或娶大汗之女，或娶皇族公主为妻”。这的确是事实，就拿马可·波罗提到的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1298）来说，他先娶忽必烈皇太子真金的女儿忽答的迷失，后来娶元成宗之女爱牙失里，是不折不扣的元廷“驸马”。

张家口梳妆楼元墓，这是元代汪古部族第四代首领阔里吉思墓葬上的一座享堂

这与汪古部对蒙古汗国有“首义”之功有着莫大关系。汪古部原本隶属金朝，替女真人驻守界壕。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于14世纪初编纂的《史集》就说：“契丹君主把汪古惕视为自己的军队和真诚效忠的奴隶，将兀惕古城墙的大门托付给他们，这个部落便经常守卫着它。”但在铁木真崛起之后，汪古部迅速倒向了蒙古一方。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授同开国有功者”95千户，其中就包括“汪古惕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古列坚五千户”。成吉思汗起兵攻金时，“阿剌忽失（汪古部首领）出于对阿勒坛汗（金朝皇帝）的怨恨，将（他所防守的城墙）关口转交了成吉思汗”。入关后，汪古部又自愿充当向导，所以使金军一接触时就陷于被动，以致一败涂地。因有如此大功，汪古部贵族在元朝不仅世袭封王（比如阔里吉思获封“高唐王”），而且还享有与“黄金家族”世代通婚的宠遇。

从行进路线看，从河西走廊经汪古部之地“向北方及东北方间骑行三日”即可抵达元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但《游记》却记载，“从此甘州城首途，若骑行十六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亦集乃城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哈日浩特，在此城预备四十日粮，北行过戈壁沙漠就可以到达蒙古帝国的故都哈剌和林（其故址位于今蒙古国中部后杭爱省杭爱山南麓，额尔浑河上游右岸的额尔德尼召近旁）。

蒙古帝国故都哈剌和林旧址，图片近处为和林城万安宫旁的驮碑赑屃

尽管忽必烈即位后迁都大都（今北京），哈剌和林作为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所仍为漠北最重要的都市。然而《游记》里对此城的描写只有区区一句“延袤三哩”，以此可见，马可·波罗虽然将其写入了《游记》，但不见得亲自去过。这种“道听途说”的痕迹还反映在了《游记》对有关铁木真崛起的不甚正确的描述上。《游记》依照当时在欧洲流传的说法，将信仰景教的克烈部首领王罕称为“长老约翰”。诚然，克烈部是草原强部，铁木真势力未盛时也的确尊王罕为义父，但《游记》中蒙古人“每年纳贡赋于一大君（指王罕）”，就着实与史无据了。

当然，在马可·波罗之前的13世纪西方旅行家其实已经注意到蒙古人的这些特征。不过，马可·波罗东来时，距离铁木真统一草原已经过去了70余年，距离蒙古军震动欧亚的第三次西征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因此《游记》里适时补上了一句，“前所言者，乃真正鞑靼之生活及风习，然今日则甚衰微矣”。进入中原的蒙古人“染有偶像教之积习，自弃其信仰”，与此同时，居留中东地区的蒙古人“则采用回教徒之风习也”。这当然令人想起了卡尔·马克思的不朽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但马可·波罗显然虑不及此，他最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这趟漫长而充满风险的旅行，与父叔一起抵达元廷。1275年的夏天，他终于抵达上都——忽必烈的夏季行营所在地。在此，波罗父子向忽必烈呈上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文书，总算不辱使命。回头看来，从亚平宁半岛的威尼斯到元朝上都，三位旅行家竟走了三年半之久，这在地球变得很小、喷气飞机每小时航行1000千米以上的今天，听起来几乎要觉得是件怪事。然而在13世纪中，这非但不奇怪，而且要算是很顺当的了。至于马可·波罗，他也在长途旅行中成长为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即将在东方展开属于他自己的传奇。

END

作者 | 郭晔旻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7月下，原标题为《从威尼斯到元上都：行走在13世纪的丝绸之路》，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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